一、刑场暗影
1996年3月2日清晨,杭州郊外的道路清冷萧瑟。一辆旧面包车在薄雾中缓慢行驶,车轮碾过路面发出单调的沙沙声。
车内,侯建红——即将被处决的流氓团伙“蝴蝶帮”头目杨心宏的妻子——呆呆地望着窗外。
她脸上还残留着昨日未卸净的脂粉,眼线在眼角晕开,像是哭过,又像是刻意画出的凶相。
那双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股冰冷的怨恨,在瞳孔深处隐隐燃烧。
车内挤着七八个人。杨心宏的姐夫沈国良缩在角落,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车门上的破皮;
曾经的“狱友”陈一东歪着嘴,低声骂着脏话;杜某则一直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枯树,眼神飘忽。
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在狭小空间里起伏。
车子拐进一条土路,在一片稀疏的林子边停下。
沈国良先跳下车,左右张望后压低声音:“就这儿,看得清楚。”
一伙人鱼贯而出,躲进树林深处。枯枝在脚下发出脆响,惊起几只寒鸦。
远处,公审大会的喧嚣隐约传来。
二、伏法前夜的密谋
时间倒回前一晚。半山地区一栋老式居民楼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侯建红把一叠黄纸重重拍在桌上:“明天……明天老杨就……”她声音哽咽,但随即咬紧牙关,那点软弱瞬间被仇恨吞噬。
屋内烟雾缭绕。杨心宏的姐夫沈国良猛吸一口烟:“案子是翻不过来了。但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弹了弹烟灰,“半山派出所……得让他们晦气晦气。”
“对!”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捶了下桌子,“去刑场取血土!回来给老杨立个牌位,祭奠!”
有人嗤笑:“等枪响过人拉走,直接在刑场拜不就得了?还取什么土?”
“你懂个屁!”侯建红猛地站起来,眼睛瞪得血红,“血土是念想!我要让半山派出所那帮人知道,抓了老杨,他们别想安生!”
她环视屋内,“老杨在世时怎么对兄弟的?现在他走了,咱们不能怂!”
“嫂子说得对!”
“干!给派出所点颜色看看!”
昏暗的灯光下,七八张面孔被阴影切割得狰狞可怖。他们详细策划了第二天的行动:
谁望风,谁取土,谁堵派出所的门,谁负责骂街。侯建红把骨灰盒、花圈、长明灯都准备好了,就放在门后。
三、半山“小霸王”的崛起
要理解这场闹剧,得把时间再往前推三年。
杭州东郊的半山,方圆仅21平方公里,却聚集着上千家大中型企业。
320国道穿行而过,日夜车流不息。在这里长大的年轻人,多数在父母厂里当学徒,或闲散待业。杨心宏就是其中之一。
1993年夏天,半山文化宫录像室门口。工作人员老张伸臂拦住几个闯门的青年:“票呢?”
为首的青年——23岁的杨心宏——歪着头笑了。他撩起袖管,露出手臂上青黑色的蝴蝶纹身:
“半山这块地,我们进哪里还要票?”那蝴蝶纹得粗糙,翅膀线条僵硬,却透着股野蛮的威慑。
身旁瘦高的陈波扯了扯他袖子,低语:“宏哥,算了,都是街坊……”
杨心宏甩开他,朝身后五六个人一挥手:“不给面子?行!”
他们没进录像室,而是转向文化宫外整齐停放的一排排自行车。
就像一群闯进麦田的野猪,他们开始疯狂推翻自行车。铁架撞击声、铃铛碎裂声、路人的惊呼声混成一片。
一百多辆自行车被推倒、叠压、抛掷,最后堆成一座扭曲的“铁山”。几个工作人员冲出来阻拦,被一把推开。
“再拦试试?”杨心宏踩在一辆倒地的28大杠上,环视噤若寒蝉的人群,“以后记着,在半山,我们就是规矩。”
从此,半山文化宫对他们免费开放。
四、茶室暴行与街头毒打
半山公园茶室成了他们的据点。杨心宏常带着四五个人占两张桌子,打牌喝茶,从不付钱。
1994年清明前后,茶室新来的服务员小吴忍不住说:“几位,茶钱一块二,点心八毛……”
杨心宏把扑克牌往桌上一摔:“你新来的?去打听打听我是谁!”他起身,一脚踩在凳子上,“老子在半山,要什么有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茶室老板赶紧过来打圆场,被陈波一把推开。杨心宏干脆把两张桌子并拢,躺上去翘起二郎腿:“叫派出所来啊?我等着!”
常来喝茶的胖工人老李看不下去,嘟囔了句:“跟强盗有啥区别……”
这句话惹祸了。
杨心宏翻身坐起:“胖子,过来打牌。”老李犹豫着坐下。几局过后,杨心宏提议赌钱,一张牌五毛。
老李稀里糊涂答应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对家的马力明显在“放水”,牌局成了三人合谋的骗局。
“不玩了!”老李扔下牌,“你们合伙坑我!”
“坑你又怎样?”杨心宏抄起茶杯砸过去,正中老李眉骨。陈波冲出茶室,捡回两块鹅卵石,照头就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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