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的宝鸡,渭河滩的风裹挟着麦收后的燥热,卷过城市的角角落落。
6月9日深夜,一声凄厉的哭嚎划破了清姜派出所的宁静——中年妇女张君梅跌跌撞撞地冲进值班室,头发散乱,裤脚沾满尘土,手里攥着一部屏幕碎裂的手机,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警察同志,救救我丈夫……他失踪六天了,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要两百万赎金啊!”
值班民警迅速将张君梅扶到椅子上,递过一杯热水。
灯光下,张君梅的脸惨白如纸,她哽咽着说,丈夫张洪权是做工程的,42岁,人脉广,家底厚,但也因此结下不少恩怨。
6月3日那天早上,张洪权说要去见个“重要的人”,临走前还拍了拍她的肩膀,说晚上带她去吃新开的羊肉泡馍。可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起初,张君梅以为丈夫只是应酬晚了,直到第二天中午,张洪权的电话依旧无法接通,她才慌了神。
她翻遍了丈夫的通讯录,问遍了所有生意伙伴,得到的都是“没见过”“没联系”的答复。
她甚至偷偷报过一次警,可当时没有勒索电话,没有失踪证据,警方只能按人口失踪备案。
六天里,张君梅瘦了整整一圈,眼睛熬得通红,她无数次在深夜惊醒,总觉得丈夫是被人绑架了,可绑匪迟迟不露面,也不要赎金,这反常的安静,比任何威胁都让人窒息。
直到6月9日晚上七点,一个陌生号码打进她的手机,电话那头的声音经过变声处理,粗哑刺耳:
“张洪权在我们手上,准备两百万现金,三天内送到指定地点,敢报警,就等着收尸!”
张君梅浑身发软,她颤抖着问:“我要听我丈夫的声音,我要确认他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一阵冰冷的嗤笑:“你没资格谈条件。”
“嘟——嘟——嘟——”
忙音响起的瞬间,张君梅再也忍不住,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这一次,她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跑到了派出所。
警方高度重视这起案件,连夜成立专案组。可初步调查的结果,却让所有民警眉头紧锁。
那个勒索电话的归属地显示是广东惠州,可号码并未实名登记,就像一个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幽灵。
更蹊跷的是,绑匪为何不在绑架当天索要赎金,反而要等六天?
“这不符合常理。”专案组组长李建国捏着下巴,眼神锐利,“要么是绑匪一开始没想好赎金数额,要么……张洪权在失踪的第一天,就已经遇害了。”
这句话像一块冰,砸在张君梅的心上。她死死咬住嘴唇,眼泪汹涌而出。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排查张洪权的社会关系时,6月10日中午,那个变声电话再次打了进来。
这一次,绑匪的语气更加不耐烦:“钱筹得怎么样了?别耍花样!我们已经把张洪权转移到甘肃了,再磨蹭,你们就等着收骨灰吧!”
张君梅依旧坚持要听丈夫的声音,可电话那头还是只有冰冷的威胁。
挂断电话后,李建国立刻召集队员开会:“绑匪说把人转移到甘肃了,这大概率是烟雾弹。
张洪权身高一米八五,体重两百多斤,体型健硕,要把他从宝鸡悄无声息地运到甘肃,难度太大。
我判断,人肯定还在宝鸡附近,甚至……已经不在人世了。”
专案组调整侦查方向,不再执着于广东的号码,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张洪权失踪当晚的通话记录。
技术人员连夜恢复了张洪权的通话数据,一个陌生的北京号码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这个号码在张洪权失踪前几个小时,曾与他有过三次通话,而且这个号码并非第一次出现在张洪权的通话记录里——早在三月份,就有过频繁的联系。
更关键的是,通过基站定位,警方发现这个北京号码在张洪权失踪前后,一直徘徊在宝鸡市区,从未离开过。
可当警方试图回拨时,号码却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这个号码的主人,绝对有问题。”李建国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面上,“查!就算是大海捞针,也要把这个人挖出来!”
技术人员顺着号码的通话轨迹追查,发现这个北京号码曾与一个宝鸡本地号码有过数十次通话。
而这个本地号码的主人,是一家摩托车维修厂的老板,名叫王强。
警方立刻找到王强。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强起初支支吾吾,直到民警拿出通话记录,他才吞吞吐吐地说了实话:
“那个用北京号码的人,是个女的,二十出头,长得挺漂亮。
三月份的时候,她来我这儿租了一辆摩托车,后来摩托车坏了,又来找我修。
她还跟我打听,清江东路那边的小区好不好租房子……”
清江东路!
这四个字像一道光,照亮了专案组的侦查方向。警方立刻抽调警力,对清江东路的所有小区进行拉网式排查。
两天后,民警在一个老旧小区的三楼,发现了一间可疑的出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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