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8日，腊月的西安被一层薄薄的雾霾裹着，寒风刮过城中村的窄巷，卷起垃圾桶里的废纸片，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晚上七点多，丁白村的房东二大爷揣着暖手宝，慢悠悠地往村西头的自建房走。
年关将近，他得去催收那几家租客的房租，其中三楼最里头的那间屋子，已经欠了快半个月了。
二大爷站在房门外，抬手敲了敲斑驳的木门：“屋里有人吗？收房租了！”
没人应声。
他又敲了敲，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开门啊！再不开门我用备用钥匙了！”
依旧是死一般的寂静。
二大爷嘟囔着“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懒”，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挑出那把锈迹斑斑的铜钥匙，插进了锁孔。“咔哒”一声，门锁开了。
他推门进去，一股浓重的血腥味混杂着霉味扑面而来，呛得他忍不住咳嗽了几声。
屋里没开灯，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窗外的路灯透进一点昏黄的光。
二大爷眯着眼睛往里看，目光落在那张靠墙的木板床上——床上躺着两个人，一左一右，盖着薄薄的被子，看起来像是睡着了。
“嘿，大白天的睡什么觉，房租还没交呢！”二大爷走过去，伸手想掀开被子，可指尖刚碰到被角，就摸到了一片冰凉僵硬的触感。
他心里咯噔一下，壮着胆子掀开被子一角。
昏黄的光线下，两张毫无生气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
她们的双手双脚被粗麻绳紧紧捆着，嘴上贴满了透明胶带，胶带的边缘已经泛黄，脸上布满了狰狞的刀痕，血迹浸透了床单，凝成了暗褐色的硬块。
这哪里是睡着的人，分明是两具早已冰冷的尸体！
二大爷的魂儿都快吓飞了，手里的暖手宝“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嗓子里发出变调的喊叫：“死人了！杀人了！”
警笛声划破了城中村的宁静，红蓝交替的警灯将窄巷照得忽明忽暗。
西安市雁塔区公安分局的民警迅速封锁了现场，刑侦队员穿着白色的勘察服，踩着鞋套小心翼翼地走进出租屋。
这是一间不足十五平米的小房间，墙壁上糊着旧报纸，墙角堆着几个空矿泉水瓶，地上扔着两双女士皮鞋和两个粉色的挎包。
挎包被翻得乱七八糟，里面只有几支口红、一盒散粉和半包纸巾，手机、银行卡和现金早已不翼而飞。
法医蹲在床边，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按压着尸体的皮肤，眉头紧锁：“死亡时间至少五天了，尸体已经出现明显的尸僵和尸斑。
两名死者都是女性，年龄在20到23岁之间，身上有多处锐器伤，面部的刀痕是死后形成的，凶手应该是刻意毁容。”
民警的目光落在了窗户上——那扇破旧的木窗，被人用宽胶带密密麻麻地糊了起来，胶带的痕迹和死者脸上的胶带一模一样。
“这胶带是用来隔音的，凶手作案时怕被人听见动静。”
老刑警李队蹲在窗边，仔细看着胶带上的指纹印记，“从胶带的粘贴手法来看，凶手至少有两个人。”
勘察队员很快在胶带上提取到了9枚清晰的指纹，这些指纹，成了这起案件最初的突破口。
可房东的一番话，却让案件的迷雾更浓了。
“这间房不是这两个女娃租的。”房东二大爷坐在警车里，脸色还是惨白的，“去年12月初，是三个年轻小伙来租的，其中一个还给了我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叫赵亮。”
他回忆着，那三个小伙子看起来都二十出头，说话带着西安本地口音，其中那个叫赵亮的，身高一米七左右，长得挺壮实。
可租了房子没几天，赵亮就找他要回了身份证复印件，说“留着没用了”。
“他们租了房，却从来没在这里住过。”二大爷补充道，“我偶尔上来查房，屋里总是锁着门，一点动静都没有。”
民警立刻调取了户籍系统，筛选出所有名叫“赵亮”、年龄和身高都符合条件的西安男子，可当他们把这些人的照片拿给房东辨认时，二大爷却摇着头说：“都不是，没有一个像的。”
假身份证！
这个念头在李队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用假身份证租房，租了房又不住，反而用胶带糊住窗户——这哪里是租房，分明是为作案提前准备的“刑场”！
案件的关键，首先要查明两名死者的身份。
可现场没有任何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城中村的监控更是一片空白。
2005年的丁白村，还是个人员流动极大的“三不管”地带，狭窄的巷子里挤满了出租屋，外来务工人员、小商贩和无业游民混杂在一起，想要找到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现场的一双鞋子，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那是一双粉色的棉拖鞋，鞋面绣着小熊图案，鞋底沾着些许泥土。“这种棉拖鞋，一般都是在家里穿的，出门不会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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