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关键线索，断了。
没过多久，第二条线索送上门来。
一名男子到警局报案，称8月9日中午，他在安海镇一家饭店吃饭时，被三个混混敲诈了50元。
可当晚再去饭店，发现这三个原本欠了一屁股债的混混，不仅还清了饭钱，还出手阔绰，兜里揣着大把现金。
警方立刻找到饭店老板，核实了三名混混的身份，又顺着线索找到他们的出租屋，屋内空无一人，却在床底搜出了与案发现场完全同款的捆绑胶带。
同时，修车厂老板反映，其中一个叫黄立杰的混混，近期送来一辆被盗车辆。
所有证据都高度吻合，警方以为终于抓到了真凶，立刻布控抓捕，在前往厦门的路口将三人截获。
可审讯结果，却让所有人失望——三人承认敲诈、盗窃，却对灭门案一无所知，时间、地点、人证全部对应不上，指纹比对也完全排除，只是一群恰巧撞在枪口上的小混混。
一个多月过去，专案组走访了上千名群众，排查了近百条线索，却始终一无所获。
案件陷入僵局，舆论的压力、荣誉的枷锁、受害者家属的悲痛，像三座大山压得民警喘不过气。
恒安集团董事会痛定思痛，将悬赏金额提高到100万元，面向全国征集有效线索。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可绝大多数线索都是奔着赏金而来，子虚乌有。
直到1999年10月的一天，广东惠阳一个名叫徐六四的男子打来电话，没有提赏金，只悄悄说了两个名字：陈小刚、三娃子。
徐六四称，这两个人今年8月去过晋江，回来后出手阔绰，陈小刚还出手了三部手机，声称是“晋江抢来的”，而陈小刚本身就是在逃的入室抢劫嫌疑人。
这个线索细节精准，与被盗手机的情节完全吻合，专案组立刻赶往广东惠阳，在徐六四的配合下，在一家理发店将正在洗头的陈小刚抓获。
审讯室里，陈小刚起初百般抵赖，最终交代了8月在惠阳多次入室抢劫、抢夺三部手机的犯罪事实，可指纹、足迹、作案手法与晋江8·9案完全不符，又是一场空欢喜。
时间一点点推移，从盛夏走到寒冬，1999年接近尾声，这起灭门案依旧悬而未决，成为压在晋江警方心头的一块巨石。
转机，出现在1999年12月26日。
这天，吴世杰的亲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的男声低沉阴冷，开口就语出惊人：
“吴世杰一家是我杀的，有人雇我干的，现在雇主想杀我灭口，我要举报他，给我100万安家费，我就说出所有真相。”
能精准知道家属电话，能清楚说出案件核心秘密，这个人，要么是凶手，要么是核心知情人！
警方立刻锁定电话来源——厦门的公用电话。第二天，嫌疑人再次来电，依旧是厦门的公用电话。
技术人员发现，他除了打给吴世杰家属，还拨打了安海镇一个民用号码。
顺着这个号码，警方找到了接电话的男子，男子回忆，当天打电话来的，是一个叫吴鸿科的本地人。
吴鸿科，这个名字让专案组民警心头一震。他与吴世杰同村同族，案发后警方第一时间就对他进行了排查，他无犯罪前科，性格内向，与吴世杰一家没有任何经济纠纷、私人恩怨，当时被排除了嫌疑。
可现在，所有矛头都指向了他。
技术室里，老技术员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将案发现场提取的可疑指纹，与吴鸿科的指纹一点点比对。
在那个没有智能比对系统的年代，指纹鉴定全靠肉眼与经验，一分钟，十分钟，一小时……
终于，技术员猛地拍桌，声音颤抖却坚定：同一认定！现场指纹就是吴鸿科的！
尘封四个多月的悬案，终于撕开了最关键的口子。
警方立刻追查吴鸿科的踪迹，查明他在1999年11月与人合伙做生意，因分赃不均闹翻后失踪，失踪前与一名四川籍女子联系密切。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从晋江追到深圳，从深圳查到一名叫陈永灿的保安，陈永灿在警方的政策攻心下，终于交代：
吴鸿科根本没逃往泰国，那是他故意放的烟雾弹，他化名林晓东，此刻正藏在河北省石家庄市！
2000年1月13日，晋江专案组民警星夜兼程，顶着北方的严寒赶往石家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包围了吴鸿科的藏身地。
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伪装成收水费的工作人员，轻轻敲响了房门。
“谁啊？”
“收水费的，开门登记。”
房门应声而开，民警一拥而上，将床上还在睡梦中的吴鸿科死死按在身下。
落网的那一刻，吴鸿科面如死灰，没有反抗，也没有狡辩，他知道，自己逃了五个多月，终究还是落网了。
五天五夜的突击审讯，吴鸿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缓缓道出了1999年8月9日那天，那场惨绝人寰的杀戮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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