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春，北京城的政治气候，仿佛与自然节气背道而驰。
当柳梢悄然抽出嫩绿，太液池泛起春水时，帝国心脏——紫禁城内的氛围，却骤然降至冰点。
徐阶一党对高拱的“完胜”，不仅剔除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更向整个朝堂释放出明确无误的信号：清流正统，依旧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任何挑战者，都将付出惨重代价。
这股携摧枯拉朽之势的寒流，从朝堂之上，迅猛向外扩散。
一时间，原本还有些许嘈杂的异议之声，如同被北风扫过的秋叶，纷纷偃旗息鼓。
各部院衙门前，往日里或许还能见到不同派系官员之间的争执与商讨，如今却多了几分小心翼翼的眼神交换和心照不宣的沉默。
奏疏往来间，措辞愈发谨慎，生怕一个不留神，便触怒了如今风头正劲的“当路”者。
与徐阶缠斗多年而此番遭受重挫的高拱一系，自不必多说，或称病告假，或闭门谢客，一派愁云惨淡。
然而，更让冷眼旁观者感到意外，甚至心生凛然的，是另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态度。
一位是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
这位以理学名臣自居的部堂大佬，在此番围绕上海知府的激烈争夺中，竟表现得超然物外，仿佛这场席卷朝堂的风波与他毫无干系。
他照常前往户部值房，处理着仿佛永远也核算不完的天下钱粮账目；照常参加内阁会议，对徐党官员对高拱一系的穷追猛打，只是捻须静听，偶尔就具体钱粮数据发表几句专业意见，对人事任免这等“闲事”，却不置一词，不沾半点。
有门生故旧私下试探，赵贞吉也只是淡然一笑，“户部之责，在于量入为出，充盈国帑。
上海开海，市舶税收日增，倭国银矿初见成效，实乃利国利民之好事。
至于何人出任知府，只要其能循章办事，不扰商、不损课，于国库有益，老夫便无异议。此乃吏部、内阁当议之事，非本部堂职分所在。”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冠冕堂皇。
既表明了他对陈恪开创的新政持肯定态度，又巧妙地将自己从人事斗争的漩涡中摘了出来。
对于赵贞吉自己而言，这倒也并非全然作态。
他与高拱不同，并非陈恪的坚定政治盟友，但也绝非其政敌。
相反，陈恪的开海政策及在倭国石见的经营，如同两只强劲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注入他掌管的那口时常见底的国库大缸，实实在在地缓解了他的压力。
他对陈恪那套略显“奇技淫巧”但卓有成效的新政，内心是不持反对意见的，甚至乐见其成。
而且，他赵贞吉自有其抱负与路径。
在他看来，徐阶那个首辅的位置，徐华亭坐得，他赵孟静为何坐不得？
只要稳扎稳打，不犯大错，秉持圣人之学，办好户部差事，未来阁揆之位，未必没有一争之力。
何必在此时，为了一个上海知府的人选，去与正如日中天的徐阶正面冲突，更何况徐阶还是他的座师？
韬光养晦，静待其时，方是老成谋国之策。
赵贞吉的置身事外，虽让人有些意外，但细想之下，倒也符合其一贯谨慎的为官之道。
然而，真正让密切关注着朝局动向的陈恪，感觉到一股直透脊背的寒意的，是另一个人的举动——张居正。
这位徐阶的亲传大弟子、如今在朝中风头正劲的兵部左侍郎，在此番徐党大举进攻、高拱黯然“病倒”的当口，其行为却显得极为耐人寻味。
他既没有像其他徐党骨干那样，踊跃上疏，为座师摇旗呐喊，攻讦高拱“举荐失当”；也没有在私人场合发表任何倾向于徐党的激烈言论。
相反，就在朝争最酣之际，张居正竟向嘉靖皇帝上了一道奏疏，以“北疆蒙古诸部似有异动，需加强防务，宣示天威”为由，主动请命，前往宣大一线，督师巡边，并特别提及要视察汤允谦、薛承武等将领驻防的区域。
奏疏中，他言辞恳切，认为朝廷近年来重心偏向东南海疆，北疆九边防务虽有改善，但仍需重臣亲临督导，以防不测。他甚至引经据典，谈及“天子守国门”之义，将此次巡边提升到巩固国本的高度。
这道奏疏，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理由冠冕堂皇，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嘉靖皇帝很快便准其所奏，并给予了相应的关防敕书。
一时间，朝野议论纷纷。
有人说张叔大公忠体国，不恋京中繁华，心系边塞安危，实乃社稷之幸；也有人暗中揣测，这位徐阁老的得意门生，在此关键时刻离京，是否预示着徐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毕竟，虽然于公来说，边务紧要，不容疏忽。
但是凡事岂能无私？
身为徐阶最倚重的学生，在老师与政敌激战正酣时，即便不亲自下场搏杀，至少也应在京中坐镇，以壮声威，为何反而要远走苦寒之地？
这种“避嫌”或“疏离”的姿态，着实让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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