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一贯行事雷厉风行，实际上主要审讯都是由海瑞亲自过问，而其他的证据固定、文书整理、案卷归档等具体事务，则是由随行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司属官去分头执行。
这套由海瑞亲自掌控核心、三司属官高效协作的办案机器一旦开动，效果亦是十分显着。
不过数日工夫，依据徐崇右、贾仁义等人的供词，再结合徐渭提供的那些记录详尽、时间地点人物清晰无比的内部文书证据链，海瑞麾下的属官们如同手持精准地图的猎手，顺藤摸瓜，一张以上海府衙为核心，盘根错节、渗透至市舶司、官仓、工坊乃至水师个别环节的贪腐网络，已清晰地被勾勒出来。
抓人、抄家、审讯、画押……一道道命令从临时行辕发出，一队队按察司的兵丁和锦衣卫缇骑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
往日里那些趾高气扬、与徐家或王守拙关系密切的官吏、胥吏、乃至颇有背景的商贾，纷纷被锁拿入狱。
府衙内许多关键部门，如户房、工房、市舶司对接衙门，几乎为之一空，公务陷入半停滞状态。
整个上海府的行政体系，仿佛被骤然抽去了筋骨，恐怕，真的要瘫痪了。
就在这官场地震、人心惶惶之际，上海城西，紧邻运河码头的一处大宅院内，气氛却与外面的喧嚣躁动截然不同，显得格外沉闷压抑。
宅院主人姓孙，名德财，年约四旬，身材微胖，面容本应带着商贾常见的圆滑与富态，此刻却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愁云。
他穿着一件半旧的杭绸直裰，独自坐在书房里，对着窗外渐黄的梧桐树叶发呆，手边一杯上好的龙井早已冰凉，却未曾啜饮一口。
孙德财可算是乘上陈恪新政东风的第一批受益者。
他祖籍徽州，家中薄有田产，自幼也读过几年私塾，奈何天赋有限，连个秀才功名都未曾中过。
好在祖上积攒了些家底，让他不至于困守乡里。
他听闻上海开海，商机无限，便怀揣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变卖了部分家产，带着一支小小的船队和些许本钱，冒险来到了这片当时还略显荒芜的滩涂之地。
初到上海，他确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希望。
在陈恪主政下，市舶司规矩森严却透明，交易总署公平抽签，一切凭实力和运气说话。
他这样没有深厚背景、但肯吃苦、脑子活络的中小商人，竟真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
他先从熟悉的江南丝绸、瓷器入手，慢慢积累信誉和资本，后来又组建了自己的商队，跑起了南洋航线，将大明的瓷器、茶叶运出去，再将南洋的香料、珍宝运回来。
盘子越铺越开，家业也如同滚雪球般越做越大。
那几年，是他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时光，他真心觉得，这上海滩就是一片梦想的热土，只要肯努力，就能搏出一个前程。
他甚至在家中给陈恪立了长生牌位，虽有些僭越，却是发自内心的感激。
然而，好景不长。
自靖海侯陈恪被调离上海，王守拙接任知府后，短短两年间，上海的天气就彻底变了。
起初是些细微的变化，诸如去衙门办事，需要打点的“规矩”多了起来；接着，一些以往他能凭借物美价廉公平竞标到的官营工坊采购项目，莫名其妙地就被一些名不见经传、却背景神秘的新商号抢走，连竞标的机会都不给他。
他起初还以为是自身实力不足，或是运气不佳，便更加努力地经营，试图开辟新的门路。
但很快，更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
商品交易的规则被暗中修改，交易总署那原本相对稳定的价格体系，开始出现频繁且大范围的异常波动。
往往是他刚以高价购入一批紧俏货，没多久价格就暴跌；而当他急需某种原料时，市价却又被人为哄抬至不可思议的高度。
几次三番下来，他这种没有特别官场背景、消息闭塞的商户，就如同陷入了无形的罗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资金被一次次套牢，辛辛苦苦赚来的利润被无形之手攫取，沦为人俎上鱼肉，只有被反复收割的份。
他曾试图寻找原因，托关系、送厚礼，想探听些内幕消息，或是挽回些损失。
但送出去的礼如同石沉大海，得到的回复要么是含糊其辞的推诿，要么就是赤裸裸的暗示需要更“硬”的背景。
他这才绝望地意识到，上海已经不是原来的上海了。
这里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和关系取代了诚信与实力，成为了唯一的通行证。
如今，他的商队因缺乏有利润的订单而近乎停摆，仓库里积压着因价格暴跌而亏本的货物，银行的贷款利息却一日高过一日。
往日的合作伙伴见他势衰，纷纷避而远之。
他变卖了几处产业勉强维持，却也已是杯水车薪，濒临破产的边缘。
偌大的宅院，如今也显得空荡冷清，仆役散去大半，只剩下几个跟随多年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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