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三年，春末夏初。
距离嘉靖皇帝龙驭上宾，已过去两年有余。
年号从“嘉靖”换成了“隆庆”，紫禁城的主人从那位深居西苑、心思难测的道君皇帝，换成了勤于视朝、性情宽仁的隆庆帝朱载坖。
朝堂之上，内阁首辅高拱大刀阔斧地推行着他的“新政”——清丈田亩的文书在各省传递，漕运改革的条陈堆满了户部值房，对九边军镇的核查也在缓慢推进。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至少表面如此。帝国的中枢，正按照高拱与张居正等人规划的“中兴”蓝图，努力擦拭着积年的尘垢，试图重现光辉。
在这片“万象更新”的表象之下，一种乐观的情绪在士大夫阶层中弥漫。
谈及北方，蒙古俺答汗部自通州大败、首领被擒后，虽仍有零散部落骚扰边墙，但大规模南侵已多年未见，九边压力骤减。
谈及东南，肆虐数十年的“倭患”，自陈恪平定徐海、汪直病逝、萨摩琉球之役后，已成强弩之末，偶有小股海寇，也被俞大猷、戚继光等名将麾下水师轻松剿灭。
上海浦的市舶税收连年增长，为拮据的国库注入源源活水；倭国石见银矿的开采虽因政治变动略有波折，但依然稳定输送着白银。
似乎，困扰大明数十年的“北虏南倭”两大痼疾，正在被逐一治愈。
一种“海晏河清”、“天下承平”的论调，开始在朝野上下，尤其是京城清流文人的诗酒唱和中隐隐浮现。
他们赞叹高阁老治国有方，称颂隆庆皇帝垂拱而治，是难得的仁德之君。
仿佛只要沿着高拱规划的“正本清源”、“节用爱民”之路走下去，大明中兴便指日可待。
至于海外？那不过是化外蛮夷追逐商利之地，偶有纷争，也是疥癣之疾，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种深入骨髓的自信，或者说自大，在承平日久的氛围中，发酵得愈发醇厚。
然而，大海的广袤与无情，从不以陆地上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它沉默地吞吐着日月，也酝酿着远超“倭寇”范畴的风暴。
最先感受到这风暴前奏寒意的，并非高坐庙堂的衮衮诸公，而是身处帝国最南端直接面对汪洋的广东市舶司提举，方敏中。
方敏中，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因不通钻营，外放广东市舶司提举已有五年。
这是个肥缺，也是个险缺。
肥在掌管广州一口通商，番舶云集，抽分征税，油水丰厚；险在直面形形色色的海外夷商，处理繁杂海事，动辄得咎。
方敏中为官还算清正，虽不免沾染些官场积习，但大节无亏，尤其重视“华夷之辨”，对番商素来秉持“怀柔远人，严守法度”的原则。
这一日，广州城外黄埔港，烈日当空，咸湿的海风裹挟着鱼腥与香料混合的复杂气味。
码头上停泊着数十艘大小船只，其中几艘高桅杆、多帆面、船身涂着红白蓝三色条纹的巨舰尤为醒目，正是近年来在南海活动日益频繁的“红毛夷”——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商船。
市舶司衙门的廨舍内，气氛却与港口的喧嚣燥热截然不同，冰冷得如同腊月寒潭。
方敏中端坐在公案之后，面色铁青，手中捏着一份刚刚由通事转译过来的文书怒火中烧。
他的下首，坐着市舶司副提举、掌管抽分的委员，以及几位脸色同样难看的心腹书吏。
对面，则站着三名红毛夷人代表，为首一人身材高大，红发碧眼，鹰钩鼻，穿着一身略显陈旧但浆洗得笔挺的深蓝色军服式外套，胸前佩戴着一枚盾形徽章，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负责人，名叫范·德·维尔德。
旁边两人，一个是面色倨傲的副手，另一个则是点头哈腰且冷汗直流的华人通事。
“荒谬！荒谬绝伦！”方敏中将那份文书“啪”地一声拍在案上，声音因愤怒而颤抖，“尔等蛮夷，竟敢以如此无礼之条款，呈递天朝衙门！购买人口？还是少女、幼童？尔等将我大明子民视为何物？牲畜货物乎？！”
通事战战兢兢地将方敏中的话翻译过去。
那范·德·维尔德听罢，非但没有惶恐，反而挺直了腰板，用生硬的汉语混杂着荷兰语，通过通事回应道：“提举大人息怒。此乃公平贸易之请。我公司船队远航万里，船员水手长期漂泊海上，身心俱疲，需人照料。闻听贵国女子温婉勤勉，故愿出高价购买，充作仆役。此于双方有利，我公司可获劳力，贵国贫苦人家亦可借此得银钱糊口，岂非两便？且我公司在巴达维亚、马六甲等地，与当地土王交易人口，乃是常例……”
“住口！”方敏中猛地站起，怒目圆睁，官威凛然，“常例？尔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行此禽兽之举，竟敢称常例？还敢攀扯我天朝！我大明乃礼仪之邦，王化之地，子民纵有贫苦，自有朝廷赈济，家族周恤，岂有贩卖骨肉之理？！此乃悖逆人伦、践踏天道之举！尔等此言此行，非但辱我朝廷，更是辱我华夏亿万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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