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 赵磊连忙答应，“谢谢周大哥，谢谢你们还愿意帮我。”
看着赵磊态度的转变，周万发和张彩娇都松了一口气。虽然这只是第一步，但至少看到了协商解决的希望。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事情即将出现转机的时候，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 王建军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进行一次大手术，预计费用又要增加十多万元。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让原本就困难的刘桂兰一家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也让刚刚出现的协商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
王建军病情恶化的消息传到兴华普法法律服务中心，戴世龙和周万发立刻赶到了医院。手术同意书摆在刘桂兰面前，她握着笔，手不停地颤抖，迟迟下不了决心。
“医生说，手术有风险，但不做的话，情况会更糟，” 刘桂兰泪流满面，“可这十多万的手术费，我上哪儿去弄啊？”
周万发赶紧安慰她：“刘大姐，您先别着急，手术要紧，钱的事情我们一起想办法。”
戴世龙则立刻联系了张忠民和张彩娇：“忠民，你马上再去一趟保险公司，把王建军病情恶化需要手术的情况跟他们说清楚，看能不能争取到预付一部分保险金；彩娇，你把王建军的最新病情证明和手术费用预估单整理好，交给忠民带去。”
“好的，戴主任。”
“周大哥，” 戴世龙转向周万发，“您再联系一下赵磊和通达运输公司，把情况跟他们说明白，看他们能不能先垫付一部分，救人要紧。”
“没问题。”
方梅也闻讯赶来，看到刘桂兰的困境，她立刻决定在报纸上发起一篇呼吁社会救助的报道，同时继续跟踪报道案件的进展，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帮助。
周万发再次联系赵磊，电话接通后，他急切地说：“赵磊，王建军大哥病情恶化，要做大手术，急需十多万手术费，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先垫付一点？”
电话那头的赵磊沉默了很久，才艰难地说：“周大哥，我刚跑了一趟长途，赚了几千块钱，本来想给刘桂兰大姐送去的，可这点钱跟十万比起来，根本不够啊！我再想想办法，跟亲戚朋友借借看。”
“好，你尽力而为，” 周万发说，“另外，你跟通达公司说说，看他们能不能先拿点钱出来，毕竟车是挂靠在他们公司的。”
“我跟他们说了，” 赵磊的声音充满了无奈，“他们说公司没钱，让我自己想办法。”
周万发又联系了通达运输公司的负责人，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拒绝。“我们只是挂靠公司，不是实际车主，事故责任该赵磊负，我们不负责垫付医疗费。” 负责人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张忠民带着王建军的病情资料来到保险公司，经过一番艰难的沟通，保险公司终于同意预支五万元的交强险医疗费用，但商业险部分仍然需要等待法院判决。
“五万元虽然不够，但至少解了燃眉之急，” 张忠民回到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刘桂兰，“您先签字让医生做手术，剩下的钱，我们再想办法。”
刘桂兰含着眼泪，终于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看着王建军被推进手术室，她瘫坐在椅子上，周万发和戴世龙在一旁默默陪伴着她。
“戴主任，周大哥，” 刘桂兰哽咽着说，“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别这么说，刘大姐，” 戴世龙叹了口气，“我们也没帮上大忙，只希望王大哥手术顺利。”
方梅的救助报道刊登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热心市民和企业纷纷捐款，很快就凑齐了剩下的手术费用。这让刘桂兰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也让她更加坚定了通过法律途径讨回公道的决心。
王建军的手术很成功，术后进入了康复期。与此同时，民事诉讼的开庭日期也确定了下来。由于赵磊态度的转变和保险公司的部分预支，戴世龙和周万发决定在开庭前再尝试一次三方协商，希望能达成调解协议，尽快拿到赔偿款，用于王建军的康复治疗。
协商会议在法律服务中心的会议室举行，刘桂兰代表原告方，赵磊和通达运输公司的代表（一个法务人员）出席，保险公司的理赔员也来了，方梅作为旁听人员记录情况，戴世龙主持会议。
“今天把大家请来，是希望能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就王建军的交通事故赔偿问题达成一个调解协议，” 戴世龙开门见山，“王建军大哥现在还在康复期，需要费用，赵磊也有自己的困难，保险公司和通达公司也有自己的考量，我们争取找到一个平衡点。”
刘桂兰首先发言，她讲述了丈夫的病情和家庭的困难，希望对方能尽快赔偿。
赵磊也表达了歉意和无奈，说自己确实经济困难，但愿意承担责任，提出了一个分期还款的方案，每月还五千元，直到还清为止。
通达运输公司的代表依然态度强硬，坚持认为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只愿意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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