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觉寺，宛如一颗隐匿于繁华都市边缘的明珠，静卧在海淀区苏家坨镇阳台山东麓。它处于北京西山山脉的怀抱之中，周围山峦叠嶂，绿树成荫。从市区出发，沿着蜿蜒的道路前行，逐渐远离城市的喧嚣。当周围的景色从高楼大厦转变为青山翠谷时，大觉寺便在那片静谧之地浮现。
其周边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山水相依。阳台山的雄浑与灵秀为大觉寺增添了一份天然的屏障与韵味。山上植被丰富，四季景色各异，春季山花烂漫，夏季绿树成荫，秋季红叶似火，冬季银装素裹。山间的溪流潺潺而下，仿佛是为大觉寺奏响的永恒乐章。这种与自然完美融合的地理位置，使得大觉寺从一开始就拥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大觉寺始建于辽代咸雍四年（1068 年），最初名为清水院。在那个遥远的时代，佛教盛行，清水院的建立是宗教信仰与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据史料记载，善人邓从贵出资修庙并刻《大藏经》，这一善举为清水院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时的寺院，或许规模并不如现在这般宏大，但已经是众多信徒心中的圣地，僧人们在这里诵经礼佛，传承佛法，其宗教氛围浓厚，为周边地区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到了金代，大觉寺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成为皇家行宫。在金章宗时期，它作为西山八大水院之一而闻名遐迩。皇家的青睐使得寺院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和扩建。此时的大觉寺，不仅是宗教场所，更成为了皇家休闲度假的地方。想象一下，金代的帝王将相们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享受着宁静与奢华。寺院建筑风格融合了皇家的威严与佛教的庄重，精美的壁画、华丽的装饰点缀其中，彰显出非凡的气派。
元朝时期，寺院经过重修后改称灵泉佛寺。这一时期，虽然政权更迭，但大觉寺依然保持着其宗教地位，在佛教传承中继续发挥作用。明宣德三年（1428 年），寺院再次重建，并改名为敕建大觉禅寺。在明代，大觉寺历经三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和扩建，其建筑格局逐渐定型，形成了如今我们所看到的规模。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大觉寺见证了朝代的兴衰、文化的交融，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大觉寺内保存着众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每一件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中，辽代的《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碑堪称一绝。这块由辽代名僧觉苑主持刊立的碑文，详细记载了当年修葺寺院及募缘助印大藏经的始末。它是研究契丹藏的重要文物，为我们了解辽代佛教文化、寺院经济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站在这块古老的碑前，仿佛能穿越时空，看到当年僧人们为了弘扬佛法而忙碌的身影，感受到他们对宗教的虔诚。
在无量寿佛殿前北侧，有明正统十年皇家颁赐的《永乐北藏》碑记。这一碑记见证了明代皇家与大觉寺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体现了大觉寺在当时佛教界的重要地位。而寺内的多块乾隆皇帝题写的诗文碑刻，则为大觉寺增添了一份皇家文化的色彩。乾隆皇帝对大觉寺情有独钟，他的诗文不仅描绘了大觉寺的美景，也表达了他对佛教文化的理解和感悟。这些碑刻，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文学价值，都堪称上乘，是大觉寺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当踏入大觉寺的山门，一种古朴而庄重的气息扑面而来。山门作为寺院的第一道门户，虽历经风雨，却依然巍峨屹立。沿中轴线前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王殿。天王殿内，四大天王的塑像栩栩如生，他们或怒目圆睁，或神态威严，守护着寺院的安宁。这些塑像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每一个细节都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从天王殿穿出，便来到了大雄宝殿。大雄宝殿气势恢宏，飞檐斗拱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鹏。殿内的佛像庄严肃穆，释迦牟尼佛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目光慈悲地俯瞰着众生。周围的弟子和菩萨像也各具神态，或沉思，或微笑，仿佛在为世人讲述着佛法的奥秘。在这里，人们不由自主地会放慢脚步，压低声音，生怕惊扰了这份神圣。
寺院后部的园林是大觉寺的精华所在，宛如一幅诗意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建于乾隆十二年的迦陵舍利塔是园林中的标志性建筑。这座高十五米的覆钵式白塔，是藏传佛教建筑的典型代表，与北京城区内的妙应寺白塔、北海永安寺白塔形制相仿。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塔身洁白如雪，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圣洁的光芒。迦陵舍利塔是大觉寺方丈性音的墓塔，它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承载着佛教的传承与发展。
白塔后面的龙潭，古称灵泉池，是天然与人工巧妙结合的奇妙景观。潭水清澈见底，周围的白石栏板雕刻着精美的牡丹花卉，每一朵牡丹都仿佛在微风中绽放，散发着芬芳。栏板柱头上的石狮子姿态活泼，或嬉戏玩耍，或昂首挺胸，为这一潭碧水增添了几分灵动。潭内西侧的石雕螭首，更是金代清水院的珍贵遗存。它那古朴的造型，仿佛在诉说着金代寺院的繁华与兴盛。站在龙潭边，听着潺潺的流水声，看着水中倒映着的白塔和周围的树木，心灵仿佛得到了一次洗礼，所有的烦恼都被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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