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火车鸣着悠长的汽笛，缓缓驶入北疆一个略显简陋的兵团小站。
站台上寒风凛冽，卷着地上的残雪。郝冬梅裹紧了围巾，提着最紧要的两个包，随着人流下车。
刘秀芬和张卫国也紧随其后。刚踏上站台，郝冬梅的目光就急切地扫视着接站的人群。
“冬梅！这里！”
熟悉而沉稳的声音穿透嘈杂传来。只见周秉义穿着一身半旧的军绿色棉大衣（没有领章帽徽），带着棉军帽，正站在一辆刷着军绿色油漆、沾满泥点的老式吉普车旁，用力地朝她挥手。
他的脸颊被北风吹得有些发红，但眼神明亮，嘴角带着抑制不住的喜悦。
“秉义！”郝冬梅心头一热，快步走了过去。
周秉义大步迎上，很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重包，又上下仔细打量了她一番，才笑着问：“路上累坏了吧？东西都带齐了？”
他的声音里透着关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毕竟妻子带着母亲沉甸甸的牵挂跨越千里而来。
“还好，坐的软卧，挺舒服的。东西……都带了，妈恨不得把家都搬来。”
郝冬梅看着丈夫略显清瘦但精神抖擞的脸，一路的疲惫似乎都消散了，语气里带着嗔怪的笑意。
“周科长！”张卫国也认出了周秉义，热情地打招呼。
“张工？您也这趟车？太好了！”周秉义有些意外，随即热情地与张卫国握手，“师部接到通知说您这两天到，正盼着呢！这位是？”他看向旁边的刘秀芬。
“哦，这位是刘秀芬同志，去三团探亲的。”郝冬梅介绍道。
“周科长好！”刘秀芬连忙问好，有些局促。
“你好，刘秀芬同志。三团离师部不远，正好我们回师部，顺路送你过去。”
周秉义和气地说，又转向郝冬梅，“冬梅，这是师部派的车，接张工，也接你。行李呢？都在这了？”他看着郝冬梅身后。
“还有两个大件在车上，”郝冬梅指了指行李车厢。
“走，我去拿。”周秉义把郝冬梅的小包放回吉普车上，对司机小刘交代了一句，便和郝冬梅一起快步走向行李车厢。陈老已经由车站工作人员接走了。
行李车厢门口乱哄哄的。周秉义凭着工作证和清晰的行李票，很快找到了那两个硕大的藤箱和大包袱。
看着这分量，饶是周秉义早有心理准备，也忍不住咧了咧嘴：“好家伙，妈这是把粮仓搬来了？”
“可不嘛，还念叨着给你带白面蒸馒头呢！”郝冬梅笑着帮丈夫搭了把手。
两人合力，费了些劲才把行李弄到吉普车旁。小刘和张卫国也赶紧帮忙。小小的吉普车后备箱和后座顿时塞得满满当当，刘秀芬的帆布包只能抱在怀里。
车子启动，驶离了喧闹的小站，一头扎进广袤无垠的雪原。道路是压实的土路，覆盖着残雪和冰碴，吉普车颠簸着前行。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覆盖着厚厚白雪的田野和荒原，远处可见成排的防风林带和零星分布的、冒着炊烟的连队营房。寒风从车窗缝隙钻进来，带着北大荒特有的凛冽和空旷感。
周秉义坐在副驾驶，不时回头和郝冬梅、张卫国说话。他详细地向张卫国介绍着师里最近开荒的进展和遇到的技术问题，语气认真而专业。
偶尔转向郝冬梅时，眼神瞬间变得柔和，低声问：“冷不冷？后面有毯子。”
或者指着窗外一片正在平整的土地：“看那边，明年开春就是一片好麦田。”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军大衣的袖口磨得有些发亮，但言谈举止间，那份属于知识分子的儒雅沉淀在兵团生活的磨砺下，显得更加沉稳内敛，混合着一种扎根于土地的踏实感。
郝冬梅坐在后座，抱着一个装着易碎品的网兜，身体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摇晃。
她看着丈夫的侧影，听着他与张卫国讨论着水渠、冻土、播种机这些陌生的词汇，看着他棉帽下露出的、被风吹得干燥的鬓角，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心疼，有骄傲，也有一丝远道而来终于抵达的安心。
她轻声回应着他的关心，目光掠过窗外苍茫的雪野，想象着丈夫在这片土地上付出的汗水和青春。
先把刘秀芬送到了三团团部，又送张卫国去了师部招待所，吉普车最后停在了一排整齐的砖瓦平房前。这里是师部机关干部的宿舍区。
周秉义提着最重的藤箱，带着郝冬梅走到其中一间房门前，掏出钥匙打开门：“到家了，冬梅。条件简陋，比不了吉春家里。”
宿舍不大，大约十几平米。陈设极其简单：一张单人木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床单；一张旧书桌兼办公桌，上面堆满了文件、书籍和一个搪瓷缸；一把木椅子；一个不大的旧衣柜。
唯一显得有点“家”的气息的，是窗台上摆着的一个罐头瓶，里面插着几支干枯但形态倔强的芦苇花，还有书桌玻璃板下压着一张小小的全家福照片——是父亲离开吉春前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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