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关东军参谋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造成东北权力真空和混乱，然后关东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兵，“维持秩序”，趁机占领整个东北。
然而，这次搞得有点“弄巧成拙”。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秘不发丧，稳定住了东北局势，顺利接班。而且，张学良比他爹更不买日本人的账，没过多久就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的国民政府，让日本关东军的算盘落了空。
虽然暗杀计划的直接目的没有达到，但皇姑屯事件的后果极其严重，它也暴露了东京文官政府对驻外军队（特别是关东军）的失控。 事情发生后，日本政府虽然也想调查处理，但在军方的巨大压力下，最终不了了之，主要凶手河本大作等人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像样的惩罚！
这种“罚酒三杯”式的处理结果，无异于是在公开鼓励军队继续“下克上”！ 既然炸死一个邻国的重要领导人都没事，那以后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九一八”每个中国人永远的痛
炸死张作霖没能立刻拿下东北，关东军消停了三年。但这三年里，他们可没闲着，一直在暗中策划着更大的阴谋，等待着（或者说制造着）下一个机会。这帮人里，最核心的策划者就是当时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后来都是甲级战犯）。他们坚信日本的“生命线”在满蒙，必须抢在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看似正在逐步统一）变得更强大之前，彻底占领这片土地。
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这个后来被所有中国人刻骨铭记的日子，他们动手了！
当天深夜，在沈阳（当时叫奉天）北郊靠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的柳条湖地区，关东军的一个小分队（由河本末守中尉带领）偷偷摸摸地在南满铁路（由日本控制）的一段路轨旁，安放并引爆了一小包炸药。“轰”的一声闷响！（据说还没过年放的鞭炮响，威力小得可怜，只炸坏了几根枕木和一小段钢轨，连随后正常通过的火车都差点没感觉出来。）但是！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响声”有了，借口就有了！
几乎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早已埋伏在附近的日军就立刻向预定目标——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发起了攻击！并且第一时间向全世界通电：“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皇军被迫自卫反击！”
这套“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的戏码，演得真叫一个“娴熟”，显然是早有预谋，精心策划！
此时的北大营，驻扎着近万名东北军官兵。虽然人数远超发动袭击的日军（最初只有几百人），但他们接到的命令却是张学良之前下达的“不抵抗”指令！很多士兵甚至还在睡梦之中，就被日军的炮火和突袭打懵了。在不允许还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进行像样的抵抗，就被迫撤出了北大营。
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北大营，紧接着，板垣征四郎等人就指挥着后续部队，连夜攻入了沈阳城！到第二天（9月19日）凌晨，整个沈阳城（包括兵工厂、银行等要地）就基本落入了日军手中！
而后仅仅用了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 从1931年9月18日事变爆发，到1932年初，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东北三省的大片土地和所有主要城市，就相继落入了日军手中！ 速度之快，国土沦丧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几十万拥有武器的东北军（除了马占山等少数将领进行了自发抵抗），基本上是“望风而逃”或者被动缴械，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侵略者。让东北三省百姓饱受日本长达十四年的迫害，这无疑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大耻辱！张学良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骂名。
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呢？他的主要应对措施，一方面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干预（然而国联除了派了个调查团谴责几句，根本无力阻止日本）；另一方面，他当时的战略重心仍在国内，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认为必须先集中力量消灭心腹大患——共产党，才能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这种策略，导致延误了抗日的最佳时机，并承受了巨大的国内舆论压力。
面对关东军的公然抗命和既成事实，东京的若槻内阁陷入了两难。他们手里没有能直接指挥关东军的权力（日本当时的体制下，军队的指挥权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对天皇负责，而天皇又基本不干预具体事务），军队内部强硬派又在给关东军撑腰。更要命的是，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煽动起来了，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皇军”在满洲的“赫赫战功”（虽然很多是夸大其词甚至编造的），老百姓一听打了“胜仗”，都跟打了鸡血似的，谁要是敢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撤兵、要惩罚关东军的“英雄”，那妥妥地就是“卖国贼”、“非国民”，唾沫星子都能把他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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