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动机，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往大了说，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也是挑起事端的直接责任人之一）开始，他一路打过来，战功赫赫，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他坚信，只有自己，才能为大日本帝国在这场战争中，打下那决定乾坤的“天王山之战”。
往小了说，纯粹是个人野心和面子问题。1943年初，英国出了个叫温盖特的“疯子”将军，带着一支叫“钦迪特”的特种部队，深入日军后方玩了一把长途奔袭。虽然这支部队自己也死伤惨重，跟送人头差不多，但盟军的宣传机器厉害啊，吹得天花乱坠，说他们把日军后方搅得天翻地覆。这事儿极大地刺激了牟田口。他觉得：“啥玩意儿？英国佬都能在我后院撒野？这我能忍？我必须搞个规模大一百倍的进攻，打到你家门口去，让他们瞧瞧谁才是真正的丛林战之王！”
他开始觉得，消极防守太丢人了，根本对不起他这个陆军中将的身份。必须主动出击，把防线往前推，一脚踹开印度的大门，把英帕尔给端了，这才能一劳永逸。
就在牟田口摩拳擦掌，准备把自己的疯狂计划向上级推销时，一个堪称“神助攻”的政治人物出场了。这个人，就是印度独立运动的激进派领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鲍斯这人吧，是个铁杆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为了印度独立，他信奉“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他跑去和德国、日本这些轴心国合作，想借他们的力量把英国人赶出印度。
1943年，鲍斯千辛万苦地从德国跑到亚洲，在东京见到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鲍斯是个演讲天才，他唾沫横飞地给东条英机画了个大饼：“首相阁下，请相信我！只要你们皇军的刺刀，能和我们印度国民军的旗帜一同踏上印度的土地，我保证，全印度的老百姓都会揭竿而起！那些在英军里服役的印度士兵，会立刻调转枪口！整个英属印度帝国，将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瞬间崩溃！”
这番话，对于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开始吃瘪，有点找不到方向的日本来说，简直是天籁之音啊！你想想，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王师一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吗？它给一场本来纯粹是军事冒险的赌博，披上了一件“解放亚洲同胞”的“圣战”外衣，还描绘了一幅“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美蓝图。这诱惑力，谁顶得住啊？
牟田口廉也一看，这鲍斯简直是我的知音啊！他立刻把鲍斯的这套说辞，和他自己的作战计划捆绑打包，搞成了一个“豪华套餐”，然后开始了他的巡回游说。
他对上级是这么说的：“司令官阁下，大本营的各位大人！这已经不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行动了，这是一场解放我们亚洲兄弟民族的圣战！只要我们打了英帕尔，好处简直数不过来：
摧毁盟军在印度的反攻大本营，让他们辛辛苦苦盖的基地全白费。
威胁到给中国输血的“驼峰航线”，断了蒋介石的活路。
最关键的是，能点燃印度革命的熊熊烈火，让英国人后院起火，彻底改变整个亚洲的战局！这是一石三鸟，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这个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计划，被正式命名为“乌号作战”。核心思想就一个字：快！他计划用第15军的三个师团，十万大军，像一阵风一样渡过钦敦江，翻过阿拉干山脉，在雨季来临前，用三个星期的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拿下英帕尔，然后就地开庆功宴。
虽然军队里，尤其是很多有经验的参谋和后勤军官，都觉得这计划简直是疯了，但架不住牟田口的嘴皮子厉害，再加上鲍斯那个政治大饼的诱惑。最终，连首相东条英机都被他说动了，大手一挥：批准！
“乌号作战”就这么诞生了。它的出生，本身就是个畸形儿——一个军事上的极度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极度乐观主义的怪异结合体。鲍斯和他的印度国民军，宣传价值大于实战价值，他们的参与，是建立在一个毫无根据的幻想之上，那就是“印度人民会喜迎日军”。而牟田口，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政治幻想，成功地压制、绕开了所有来自军事专业角度的理性反对。
所以说，“乌号作战”从它被批准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一个基于严谨军事计算的方案。它是一场由个人野心、政治幻想和集体性狂热共同催生出来的世纪豪赌。赌桌的这边，是牟田口的万丈雄心；另一边，是十万将士的身家性命。
任何一个稍微有点脑子的公司，在推出一个新产品前，都得搞搞市场调研，开开论证会。打仗更是如此，尤其是这种关系到十万人生死的大战役。在“乌号作战”正式启动前，日军内部也搞了一系列的兵棋推演和参谋研究。但结果呢？非但没能让计划更完善，反而像一面照妖镜，把这个计划的各种致命缺陷照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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