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芯片技术，正是因为有了图灵机和早期军用芯片的底子，才一步步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的手机CPU、电脑CPU，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放异彩的GPU（图形处理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战争是什么好事吗？
当然不是！我绝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好处。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底层的逻辑，这个逻辑就在于两个字——竞争。
和平时期的竞争，比如公司之间抢市场、运动员之间争金牌，虽然也很激烈，但总归是有规则、有底线的。
而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最残酷、最没有底线的终极竞争。
它带来的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赌注不再是金钱或荣誉，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样的时刻，国家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投入的资源也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所有最聪明的大脑、最宝贵的物资、最雄厚的资金，都会被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赢！
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和无限的资源投入之下，科技的发展会被按上一个超高速的“快进键”。
那么，您可能会问，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和平了，这种“战争催生科技”的模式是不是就停止了呢？
恰恰相反。它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换上了一副新的面孔，进入了更激烈的阶段。
二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而是迅速滑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不再是炮火连天的“热战”，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覆盖全球的终极对峙。这场对峙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们今天回头看，会发现美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开启了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大爆发，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国重器”，很多都诞生于那个时代：
核动力航空母舰：它不再是需要频繁补充燃料的普通军舰，而是一座拥有几乎无限续航能力、可以全球部署的海上城市和移动国土。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它那科幻的飞翼造型，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它像一个来自未来的幽灵，可以悄无声息地突破地球上最严密的雷达防空网，将毁灭性的打击力量投送到任何一个角落。
F-22“猛禽”战斗机：它被誉为“天空的王者”，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代战斗机，集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于一身，它的出现，直接重新定义了“空中优势”这个词。
看到这些，我们得明白，这倒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科学家就比其他国家的要聪明多少。其最本质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两个字——竞争。
只不过，这一次的竞争对象，换了一个。
这个对手，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就是那个曾经的盟友，后来的红色巨人——苏联。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心腹大患，都害怕对方在科技上取得突破，从而打破战略平衡。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双方都把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资源，投入到了军事科技的研发当中。你搞出了新式坦克，我就要搞出更厉害的反坦克导弹；你把卫星送上了天，我就要把人送上月球。
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唯恐落后”的巨大压力之下，人类的科技树，又一次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点亮”了。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原子弹，正是开启这场全新竞争模式的“发令枪”。
咱们故事的开头，既不在美国的秘密基地，也不在英国的首相官邸，而是在纳粹德国的心脏——柏林的一个化学实验室里。
时间是1938年12月，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还不到一年。在柏林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里，有两个德国化学家，一个叫奥托·哈恩，一个叫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这俩人当时正在做一个实验，就是用一种叫“中子”的小粒子，去轰击地球上最重的元素——铀。他们想干嘛呢？他们是希望能像炼金术一样，创造出比铀还重的、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元素。
但是，实验结果出来后，俩人全懵了。他们在反应后的残留物里，翻来覆去地检测到了一种叫“钡”的元素。这就怪了，钡这个东西，原子量差不多只有铀的一半。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全世界物理学家都知道的定律啊！这就好比你往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塞进去一个大西瓜，摇了半天，结果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西瓜，却多出来了两个柚子。这怎么可能呢？
哈恩是个非常严谨的化学家，他把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确信自己的化学分析绝对没问题——那玩意儿就是“钡”。但他想破了脑袋，也无法从物理学上解释，一个好端端的铀原子核，怎么就“爆炸”成了两块更小的东西呢？他给朋友写信说：“这事儿太诡异了，我们化学家没法解释，可能只有你们物理学家能想出什么异想天开的说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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