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追究“坐办公室的杀人犯”。很多纳粹高官，比如经济部长冯克，他可能没亲手杀过一个人，但他制定的经济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给侵略战争提供资金和物资。通过“密谋罪”，就可以追究他这种“顶层设计者”的责任。
能把审判的时间线提前。它可以把1939年战争爆发前，纳粹在德国国内的种种暴行（比如迫害犹太人、建立集中营）也纳入审判范围，因为这些都是他们整个“犯罪阴谋”的一部分。
第二项：破坏和平罪
这在首席检察官杰克逊看来，是“所有罪行中最首要的罪行”。为什么？因为他认为，发动侵略战争这个行为本身，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它“包含了所有累积起来的邪恶”。没有侵略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大规模的战争罪和屠杀。
这个概念最早是苏联法学家阿隆·特莱宁提出来的，苏联政府也特别积极地推动。对杰克逊和美国来说，起诉“侵略战争”，也是为他们自己参战找到了最根本的道义理由。
但问题是，在当时，“发动战争”在法律上算犯罪吗？传统上，战争被看作是国家主权的体现，是政治的延续，虽然不道德，但似乎不是一个可以拿到法庭上审判的“罪行”。
检察官们的论据是，德国已经违反了一系列他们自己签署过的国际条约。比如，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盟约》就禁止侵略行为；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保证了德国西部边境的和平；最重要的是1928年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也叫《非战公约》），包括德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都在上面签了字，明确承诺要“放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检察官认为，你既然签了字说不打仗，现在又发动了侵，那你就是违法了。
第三项：战争罪
这是四项罪名里最“传统”的一项。它的法律基础早就存在了，比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签订的《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公约详细规定了战争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就是所谓的“战争法规”。
战争罪涵盖的内容很具体，比如：
虐待或杀害战俘。
杀害人质。
抢劫公共或私人财产。
无故摧毁城镇。
对占领区的平民施加暴行。
这些罪行在纽伦堡审判之前，就已经被公认为是犯罪，所以这一项的争议最小。
第四项：反人类罪
这是纽伦堡审判最具革命性的法律创新，也是争议最大的一项。它的诞生，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法律难题：一个国家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犯下的暴行，国际法庭能管吗？
传统的战争法，只管战争期间一国对另一国的人做了什么。比如，德军虐待了英国战俘，这算战争罪。但纳粹德国在1933年上台后，对成千上万的德国犹太公民进行迫害、关进集中营，这在当时算什么罪？按照传统国际法，这属于德国的“内政”，别的国家管不着。
“反人类罪”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它指的是“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谋杀、灭绝、奴役、放逐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或者“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理由的迫害”。这个罪名的提出，意味着人类的良知第一次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边界。它宣告：有些行为太邪恶了，不管你是在对谁做，不管是不是在打仗，都构成了对全人类的犯罪。
然而，这个罪名的适用范围，在伦敦会议上引发了剧烈的争吵。美国和苏联都对此感到紧张。
美国人担心，如果这个罪名可以无限扩大，那未来会不会有人拿它来指控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苏联人更担心，斯大林治下的大清洗和“古拉格”劳改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苏联自己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出于各自的“小算盘”，美苏两国坚持要给“反人类罪”加一个限制条件。最终写入《伦敦宪章》的条文是，法庭只审理那些“为执行或关涉本法庭管辖范围内之任何罪行而为之”的反人类行为。
这句话很绕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只有那些和发动侵略战争（破坏和平罪）或者战争罪有关联的反人道行为，我们才管。
这个限制带来了什么后果呢？在最后的判决中，法庭裁定，对于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前，纳粹德国对本国公民（比如德国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法庭没有管辖权。因为检察官没能有力地证明，这些战前的迫害行为，和后来的侵略战争计划有“直接的关联”。这成了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重要局限。
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最深刻的变革，就是确立了“个人刑事责任”原则。
在过去，国际法的传统观念是，只有“国家”才能成为国际法的主体。打个比方，如果A国侵略了B国，那么是A国这个“国家”要承担责任，比如赔款、割地。而下令开战的A国国王、总统或者将军，他们只是代表国家行事，个人是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他们可以躲在“国家行为”这块巨大的遮羞布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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