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提前在桶底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用密写药水写着：“仓库有暗格，棉布夹带不明物，吴与李家沟村主任夜间交易。”
打水时，一个看似普通农妇的女子接过他的水桶，不经意间调换了桶底的纸条。
整个过程不到三秒钟，没有任何人注意。
情报顺利送出。
当天晚上，赵大勇和牛剑锋就收到了消息。
“李家沟的村主任？”牛剑锋皱起眉头，“我记得那个人，叫李德顺，是去年群众选举出来的，表现一直不错。”
“知人知面不知心。”赵大勇说，“如果吴有福是‘春蚕计划’的转运点，那么李德顺很可能就是接收和分发假票的节点。棉布里夹带的，很可能就是假票。”
“要抓人吗？”
“先不要打草惊蛇。”赵大勇走到地图前，“我们要摸清整个网络。吴有福的上线是‘章先生’，下线包括李德顺，但肯定不止他一个。我们要放长线，把这条线上的蚂蚱一网打尽。”
“那刘明远那边呢？他还在隔离审查。”
“他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老君庙可能还有印刷点。”赵大勇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防区内有三个老君庙，一个在根据地深处，两个靠近敌占区。我倾向于靠近敌占区的这两个可能性更大。”
“为什么？”
“印刷假票需要电力、设备和技术人员，这些在根据地深处很难隐蔽。而靠近敌占区，一旦有情况，敌人可以迅速支援或转移。”赵大勇分析道，“我打算派李大牛带人去侦查这两个地方。”
“那茶馆和坟地呢？”
“继续监视。章先生’每周三去茶馆，今天周二，明天就是周三。我们要做好准备，看他这次会有什么动作。”
与此同时，隔离室里，刘明远正经历着内心的煎熬。
三天来，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代了，但关于妻子和女儿的下落，组织上还没有消息。他理解工作的难度，但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更让他不安的是，他总感觉有人在监视他。不是明面上的警卫，而是一种若有若无的视线。有时半夜醒来，他会觉得窗外有人影闪过，但仔细看又什么都没有。
他知道，这是敌人给他的心理压力。他们放他回来，绝不只是为了让他“背黑锅”，一定还有更深的目的。
第四天下午，事情有了变化。
看守他的警卫小张进来送饭时，偷偷塞给他一个小纸团。刘明远心中一紧，等警卫离开后，他颤抖着打开纸团。
上面只有一行字：“你女儿病了，想见你。明晚八点，土地庙。”
没有落款，但刘明远知道这是谁传来的消息。他握紧纸团，心脏狂跳。
怎么办？告诉组织？但如果这是敌人试探他忠诚的陷阱呢？可万一是真的呢？女儿才五岁，身体一直不好……
整个下午，刘明远都在挣扎。最终，父爱战胜了理智。他决定去赴约，但要做两手准备。
晚饭时，他故意打翻了汤碗，趁着警卫收拾时，快速在桌角用指甲刻了几个字：土地庙，明晚八点。
这是他和赵大勇约定的紧急信号。如果发现异常情况，就用这种方式留下信息。
刘明远不知道赵大勇能否看到这个信号，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第二天，周三。
王家镇茶馆照常营业，但气氛与往日不同。李大牛和侦察员们早已各就各位，化装成各种身份，将茶馆围得水泄不通。
下午两点，“章先生”的黑色轿车准时出现。这次他身边只带了一个随从，两人径直上了二楼包间。
李大牛在对面观察，发现今天“章先生”似乎有些焦虑，不停地看着怀表，像是在等人。
十分钟后，一个戴着草帽、穿着破旧衣服的人走进茶馆，也上了二楼，进了“章先生”的包间。
由于角度问题，李大牛看不清那人的脸，但从身形看，不像本地人。
包间的竹帘被拉上了，完全隔绝了外界的视线。
谈话持续了约半个小时。期间，茶馆伙计送了两次茶，但都被拦在门外，由随从接进去。
李大牛悄悄绕到茶馆后门，那里有另一名侦察员伪装成乞丐蹲守。
“有情况吗？”
“刚才后门出来一个人，往坟地那边去了。”侦察员低声说，“已经有人跟上去了。”
“里面呢？”
“听不清具体内容，但提到‘货’‘安全’‘转移’几个词。”
李大牛心中一动。转移？难道敌人要转移印刷设备？
就在这时，二楼包间的窗户突然打开了一条缝，一只拿着烟的手伸了出来。是“章先生”，他点了一支樱花牌香烟，深深吸了一口。
借着开窗的瞬间，李大牛终于看清了包间里的另一个人——虽然草帽遮住了大半张脸，但那下巴上的疤痕让李大牛浑身一震。
那是分区通报过的日伪特务，代号“黑狼”，擅长爆破和暗杀，手上沾满了抗日志士的鲜血。
“章先生”怎么会和“黑狼”在一起？他们不是在造假票吗，怎么会和爆破专家扯上关系？
李大牛立即派人回团部报信。赵大勇接到消息后，脸色凝重起来。
牛剑锋摸着腮帮子，“黑狼出现在王家镇，这绝不是巧合。他们可能有更大的阴谋？”
“假票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可能是为某项军事行动做铺垫。”赵大勇分析道，
“制造经济混乱，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同时暗中布置爆破或其他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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