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刚脸上的笑容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加坦荡：“老严同志，这个问题问得好。我郭刚在云川工作这么多年，自问行得正坐得直，经得起考验。我内弟是做点小生意，但他和钱大勇公司之间正常的商业往来，我这个做姐夫的，既不知情，也从不干涉。至于你们查到的那些款项，只要是合法合规的生意往来，我无权过问，也相信组织会查个水落石出，还我清白。”
他身体微微后靠，靠在椅背上，眼神扫过陈青禾和老严，带着一种隐隐的、居高临下的审视，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我知道，现在外面有些风言风语，压力很大。但我相信组织，相信纪委的同志是公正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我全力配合调查，也希望调查组的同志们，能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实事求是，给县委县政府、给纺纱厂职工、也给社会舆论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结论。”
滴水不漏！陈青禾的心一点点往下沉。郭刚就像一条滑不留手的泥鳅，所有的质疑都被他以“程序合规”、“专业判断”、“大局为重”、“不知情”、“不干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轻飘飘地化解。他甚至在话里话外，暗示调查组受到了“压力”和“干扰”，无形中将自己摆在了受害者和被冤枉的位置上。
更让陈青禾感到棘手的是郭刚那份沉稳的气度。面对纪委的谈话，他没有丝毫普通官员常见的紧张或惶恐，反而像在主持一场寻常的工作会议，那份从容，源于他多年深耕云川官场积累的深厚根基和强大的心理优势。他知道自己盘踞在权力网络的中心，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绝非钱大勇、孙卫东之流可比。
郭刚的“表演”远不止于谈话室。
谈话结束后，他立刻雷厉风行地召开了一个县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妥善处理纺纱厂改制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在会上，他大谈特谈改制的不易、职工的困难、政府后续工作的不足，表情沉痛，言辞恳切，要求相关部门“举一反三”，“带着感情”解决职工合理诉求。他还特意指示县电视台做了报道，新闻画面里，他深入纺厂家属区看望困难职工，握着老工人的手嘘寒问暖，俨然一副心系百姓、勇于担当的父母官形象。
这一手“危机公关”玩得炉火纯青，不仅成功转移了部分舆论焦点，把自己塑造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更在无形中给调查组施加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样一位“心系职工”、“敢于担当”的领导，真的会是腐败分子吗？
而水面之下，暗流涌动得更加汹涌。
就在陈青禾苦思对策之际，坏消息接踵而至。
首先是钱大勇那边。这个在留置初期还抖出不少猛料的商人，在得知郭刚依旧稳坐钓鱼台后，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再次提审时，他对之前关于郭刚的供述开始含糊其辞，眼神闪烁，甚至暗示“可能记错了”、“当时压力大说岔了”。显然，他或者他背后的人，对郭刚的能量重新评估后，选择了退缩和观望。
紧接着，外围调查的同事沮丧地汇报：他们刚刚锁定并准备接触的几个原纺纱厂中层干部和财务人员，要么“突发急病”住院，要么“外出探亲”联系不上，要么就对调查人员三缄其口，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一条条刚刚浮现的线索，如同暴露在烈日下的水渍，迅速地干涸、消失了。
最让陈青禾心头一紧的是简薇那边传来的消息。审计组在追查一笔关键资金流向时，发现其中一环涉及到县财政局的一名副科长。当调查组带着手续赶到财政局调取相关凭证时，却被告知：存放该年度原始凭证的那个档案柜，几天前“意外”被清洁工洒水浸湿，损毁严重，正在“抢救性修复”，暂时无法提供。
“意外？”陈青禾接到电话时，气得差点把手中的保温杯捏碎。他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楼下院子里被风吹得东倒西歪的树木，胸口憋闷得几乎喘不过气。这哪里是意外？分明是精准的定点清除！对方对调查进度了如指掌，在他们即将触及核心证据时，抢先一步毁掉了关键书证！
这精准而狠辣的反制，无疑来自那个此刻正在县委大楼里运筹帷幄、甚至可能在电视新闻里忧国忧民的身影——郭刚。他在用自己强大的影响力，悄无声息地抹去所有指向自己的痕迹，将调查组死死地困在证据不足的泥潭里。
一股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和巨大的压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陈青禾淹没。郭刚就像一座看似寻常、实则堡垒森严的山峰，盘踞在云川的权力之巅。他的表演天衣无缝，他的根基深不可测，他的反击精准致命。谈话、舆论、毁证、串供…层层叠叠的压力从四面八方挤压而来，调查似乎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陈青禾猛地转身，抓起桌上一份文件，用力砸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他需要发泄，否则这沉重的压力会把他压垮。难道真的就拿这个道貌岸然的郭刚没办法？难道那些被侵吞的国有资产、那些被牺牲的职工利益，就要这样不了了之？李卫国的叮嘱犹在耳边：“证据！铁一样的证据！没有它，你撼动不了真正的权力根基！”可现在，证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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