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案例牵涉的律令条文、地方吏治的具体操作、乃至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细节纷繁复杂，远非经义章句可比。
他清晰地记得周先生讲述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案例名称、甚至引用的律条序号，如同清晰的画面一帧帧闪过。
可当周先生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若依《大明律》‘盗贼窝主’之条，邻保知情不举者连坐，然遇灾荒之年，饥民为盗，其邻保亦是骨瘦如柴，无力举发，此时连坐之刑，是执‘法’之严，还是悖‘忠厚’之本？” 李明发现自己虽然瞬间记起了相关律文和先生提到的几个类似案例，但对于如何权衡“法之必行”与“情有可原”，如何在严酷的律条框架下寻找“忠厚”的缝隙，他脑中那些精准的记忆片段，却无法自动组合成一个逻辑严密、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见解。
他引用了律条，复述了案例，却感觉自己的回答像是一具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标本，干瘪而缺乏那种洞察世情的生命力。
周教谕听罢，未置可否，只淡淡说了一句：“记得很详实。然律法为筋骨，情理为血肉。徒有筋骨，失之严苛；徒有血肉，流于放纵。二者交融，方显‘忠厚’真味。” 这话语如同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李明因过目不忘而产生的些许自得。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认识到，记住了，不等于理解了；理解了，更不等于能灵活运用、能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把握那微妙的平衡。记忆是船，思想才是驱动它破浪前行的桨。没有后者，前者不过是一座华丽的囚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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