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北的神兵运动
1933年，黔东发生罕见大旱，印江沙子坡集市上米价卖到一块光洋一升(合9斤)，真是“米珠薪桂”。六井山中，不少农户飘粒无收，而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仍然三天两头登门上户敲诈勒索，还要招待酒饭和大烟。当地农民怕他们如怕活阎王一般，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奔往他乡另找生路。这时从外面传来了闹“神兵”的消息，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苛捐杂税为目，提出“三灭”(灭兵、灭捐、灭税)的口号，共同过太平日子。印江最先建立神坛的是中六井溪的天池坪，创始者是印江天池坪李天保。神坛既立， 男女老少，纷纷加入。
继天池坪神坛之后，六井溪的村寨纷纷邀请他们前去传道，设坛。于是，先后设立了神坛。这些地方成了“神兵:的天下。天池坪神坛佛主李天保成了印江各神坛的始主，具有相当的威望。此外，宁家坪佛主宁国学，由于生性耿直， 办事能力强，也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李、宁二人均为印江神坛中较有影响的领导人物。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进入“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特别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举足轻重。
各地神坛，都带着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其组织形式大体相同，公推出一个“佛主”之后，下面即遍设“神将”。 冠以“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称号。
练功练符的男女神兵，不准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
男女“神兵”都制备了打仗用的家什。男的佩符、耍刀、舞叉，若遇出阵就喝神水。女的佩符，挂镜、执剪刀， 茅草。据说剪断茅草就是剪掉仇人的头颅。佛主是神坛内的最高权威，一切事宜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
神坛不分男女老少，统统接收。入坛者，有农民，有手工业者，有小商小贩，有下台的官吏，有地方豪绅，有失意的旧军官.....。其组织成分复杂。
然而，“神兵”的主体是广大穷苦农民，国民党的苛政逼迫他们揭竿而起，在“灭兵、灭捐、灭税”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以神坛为组织形式，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为了严肃纪律，神坛还制定了“四禁”:禁烟、禁酒、禁色、 禁盗。入坛者须在佛坛前下跪起誓:“不贪色，不贪利，如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印江宁家坪神坛，包括宁家坪、蒋家寨、卢塘头等几个寨子，入坛者约三、四百人，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加入神坛的农民，白天从农，晚上练武，一遇政情，呜锣集合，聚众出击。地方大事，概由神坛作主，生杀定夺，悉听佛主。于是，各地神坛，酷似地方权力机关，俨若“政府”。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吏一-乡长、镇长、保董、阊长、邻长，则权威尽失，自行解体。
各地神兵的蜂起，令反动当局惊恐万状，斥之为“神匪”。 地方官吏，仓惶呈报云:“神匪发生，打倒乡阔、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国民党当局，始则派出区、乡民团弹压，继则调遣各县驻军进击，后则动用正规军队“围剿。面对地方团练和军队的洋枪洋炮，“神兵”不畏强暴， 凭借着大刀、梭标、火枪等原始武器，奋不顾身，越战越勇，多次击败放人，攻城宰吏，开仓济贫，威名大振。
印江神兵”与地方民团、军阀部队前后作战十余次。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活动居1933年底在何家青宅坝与黔军廖怀忠部打仗，整个六井溪流域的“神兵”以及沙子坡的“神兵”都出动了。“神兵”打仗十分英勇，蒋家寨的蒋人。正酣战间，却被桑树林的官军伏兵冲散了“神兵”后队，前锋又不断有人中弹，队伍被迫退出山沟，理茯在城墙脚下的官军主力，便全线扑向“神兵”大队。沿途哉死的“神兵”不下百人。在西门坝留下的尸首，以妇女居多，她们都一手执剪刀，一手执茅草，次第倒在血泊之中。“神兵”败时，官军穷追不舍，直上大石墩，径取六井溪。官军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天池坪等地的民房袜烧毁不少。 至此，“神兵”第二次攻城又告失败。
六井溪“神兵”再次受挫后，无处容身，只得逃到德、 沿交界的地方暗中设坛，又聚集了几百人潜心练功，伺机复仇。这时，周继尧旅已调离印江，由原驻沿河的察刚部接防。黎部也有不足百人的一队“神兵”，黎刚一到印江，就听说六井“神兵”不久将破城复仇的风声，即把他的“神兵”队调到中坝驻扎，并派出一连人巡回侦察，还把板溪任永俊的团防调来协助。三月初十，六井神兵果然又出动攻打印江县城。十一日正午，六井“神兵”与黎刚的“神兵” 相遇，两下冲杀，未分胜负。黎刚即派出精锐部队和任永俊的团队从两侧包抄，六井“神兵”不支败走，浩途死者甚多。黎刚部旋即开到六井山寨去搜捕"神兵”，血洗山寨，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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