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暗无天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印江、沿河、德江等县的广大农民深陷苦难的深渊。抓兵派款如同沉重的枷锁，无情地套在百姓脖颈；高额的赋税与征粮，更是将贫苦大众逼入绝境。干人们为了生存，被迫踏上“神兵”之路。印江县的宁家坪、邱家寨、天池坪等村落，沿河县的旧寨坝、殷家坝、白沙溪等地，数千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他们高举反抗大旗，以血肉之躯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卫邻里，保乡亲；打官府，破豪门；杀贪官，除劣绅”，这激昂的口号响彻黔东大地，如同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志。
沙子坡一带的“神兵”更是勇猛无畏，他们向印江县城发起进攻，成功赶跑伪县长，开仓放粮，让百姓们得以吃上一口饱饭。这场起义，如同平地惊雷，让封建统治者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般坐立不安。然而，敌人的反扑也随之而来。伪师长黎刚（黎敬侯）率领国民党匪军，如同豺狼虎豹般涌入黔东。他们所到之处，清乡毁寨，大肆屠杀。未满月的婴儿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残忍地刺死在襁褓之中，村庄被付之一炬，鸡犬不留。“三光”政策的阴霾笼罩着这片土地，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着光明的到来，渴望有一支队伍能够拯救他们于水火。
1934年6月的一天，命运的转折悄然降临。对门山上突然传来“牛吃麦子罗”的呼喊，这是乡亲们传递白匪军来袭的暗语。一时间，人们惊慌失措，纷纷逃离。陈正国也准备回家拿些东西后躲进山里，可刚一转身，就看到三个背枪的人。他们的打扮与白匪军截然不同，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开口便是“老乡！不要怕，我们也是穷人”。这一句简单的话语，却如同一股暖流，瞬间涌入陈正国的心田。但看到他们手中的枪，陈正国心中又不免产生疑虑。他不安地回到家中，拿出几件烂衣裳和一升荞麦，送到三人面前，以为他们是来索要东西的。三人见状先是一愣，随后笑着说道：“老乡，我们不拿工人、农民一针一线，你们把东西拿回去放好吧！”这句话让陈正国惊讶不已，他从未见过如此不抢百姓东西的“军队”。
带着满心的疑惑，陈正国大胆询问：“你们究竟是那样军队？”三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贺龙率领的红军！”“贺龙”这个名字，陈正国早有耳闻，但红军究竟是怎样的队伍，他却一无所知。在短暂的沉默中，他仔细打量着眼前的红军战士，发现他们态度和蔼，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白匪军的凶神恶煞。正当陈正国想给他们弄点水喝时，转身却发现他们已经放下背包，挽起裤脚，下到田里帮乡亲们插秧去了。这一幕深深触动了陈正国，他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感动，认定红军和百姓就是一家人。他迫不及待地跑进山里，将红军帮助插秧的事告诉乡亲们，大家听后纷纷放下心来，欢欢喜喜地回到村子。从这一天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在黔东的村村寨寨扎下了根。
这支红军队伍，正是红三军。他们于1934年5月初，从四川彭水西渡乌江，踏上了贵州的土地。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历经艰辛，先后经过后坪县（现属沿河县）的塘、务川县的干河坝、发科场、德江县的泉口司，最终抵达沿河县的思渠等地。5月21日，红三军进入沿河县县城西岸；6月1日，成功占领沿河县城；3日到达沿河县三区的沙子场；4日抵达四川酉阳县的南腰界。黔东地区的“神兵”听闻红军是打富济贫的队伍，便派冉少波为代表，热情地迎接红军前往印江县。
6月9日，红三军从南腰界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经过龙池、唐家溪、松桃县的麻阳、印江的鸡母溪，来到四区刀坝。6月15日，又从刀坝场出发，途经合水坡、岩桑坪、青石板、池坝、小郎坝、红花园等地，顺利抵达印江三区的沙子坡。当天晚上，红军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作风，派人前往德江县六区的龙塘，抓住了罪大恶极的伪乡长、大土豪覃礼坤。覃礼坤仗着叔叔覃茂松（伪贵州省财粮厅官员）的权势，平日里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百姓们对他恨之入骨。16日，红军将覃礼坤押到沙子坡，召开了一场盛大的群众大会。贺龙军长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鼓励大家不要迷信神灵，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队伍，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贺龙军长坚定地表示，红军会坚决为大家撑腰。这番话如同一剂强心针，让在场的群众热血沸腾，掌声经久不息。各地的“神兵”纷纷来到沙子坡，强烈要求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旧寨坝的“神兵”在宁国学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后来被改编为印江独立团。会后，覃礼坤被押往德江枫香溪，最终在尔当溪花花桥边被枪毙。这个恶霸的伏法，让百姓们拍手称快，积压在心中多年的怨气终于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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