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黔东大地的历史长卷中，印江“神兵”的故事犹如一段激昂而悲壮的乐章，奏响了穷苦大众反抗压迫的强音。这段历史，承载着人民对自由、平等的渴望，也见证了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
苦难催生抗争：“神兵”兴起的时代背景
印江神坛主要分布于六井溪，这里地处印江县城西北，是一片与沿河、德江接壤的高山区域。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此地山多田少，农业生产条件极为艰苦，收成微薄，农民们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缺吃少穿是生活的常态。一旦遭遇灾害，更是雪上加霜，百姓们纷纷四处逃荒要饭，流离失所。
1933年，印江遭遇大旱，这场天灾让本就脆弱的农业生产陷入绝境。沙子坡集市上，大米价格飙升至一块光洋一升（合8斤），这对大多数本就颗粒无收的农户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然而，祸不单行，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县、区催粮逼款的差役频繁上门敲诈勒索。他们不仅索要钱粮，还要求主人家招待大烟酒饭，农民们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压迫下，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种残酷的现实，不仅让农民们义愤填膺，就连村里的保长甲长也对政府的不作为和压迫行为深感不满。就在此时，“神兵”的消息从外面传来。“神兵”以反对政府、军队的背捐杂税为目的，提出了“灭兵、灭捐、灭粮”的“三灭”口号。这一口号，如同黑暗中的明灯，照亮了广大受苦人民的内心，契合了他们对太平日子的渴望，于是“神兵”运动迅速在这片土地上兴起。
星星之火燎原：“神兵”神坛的创立与发展
印江中六井溪天池坪农民李天保，在得知德江闹“神兵”的消息后，毅然踏上了前往德江稳坪拜师学艺的道路。他怀揣着改变命运的希望，渴望学到能够帮助乡亲们摆脱苦难的本领。1933年初，李天保学成归来，他在家乡建立了第一个“神坛”。这个神坛的出现，犹如一颗火种，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争之火，当地男女老少纷纷入坛。
此后，六井溪的村村寨寨纷纷前来邀请李天保前去安坛授法练“神兵”。每到一处，李天保都认真传授，使得安坛的地方成为了“神兵”的活动据点。随着神坛在各地的建立，“神兵”的力量逐渐壮大。李天保作为天池坪神坛坛主，因其率先创立神坛且威望颇高，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始祖。
与此同时，宁家坪神坛坛主宁国学也在“神兵”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宁国学曾任保长，他生性耿直，办事颇有能力，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的加入，为“神兵”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天保与宁国学，成为了印江各路神坛的关键领导人物，他们引领着“神兵”运动不断发展，为后续的抗争行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神秘组织力量：神坛的组织特征与“神兵”纪律
各地神坛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却有着独特而严密的组织形式。在神坛中，公推出一个“佛主”作为领袖，佛主在神坛中拥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事情概由佛主作主，说一不二。佛主之下，还设有“神将”若干，他们有着诸如“文武观音”“吕洞宾”“何仙姑”“穆桂英”“杨氏七郎”“七姐妹”“搜山虎”等神秘的称号。
入坛者需要在佛坛前跪下起誓：“不贪色、不贪利，若贪色贪利，香头落地，人头落地。”这一誓言，约束着入坛者的行为，也体现了神坛对道德和纪律的重视。入坛者的成分十分复杂，既有广大贫苦农民，他们是神坛的主体力量，也有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下台官吏，甚至还有少数地方豪绅、失意军官等。这些人白天各自从事着自己的职业，务农或从商，而到了晚上，便会参加拜坛、练功。
在练功期间，男女“神兵”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得同房，要求斋戒沐浴，虔诚礼拜。他们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得神秘的力量，增强自身的战斗力。男女“神兵”都制备有打仗用的武器，男子佩符，手持刀、叉等；女子则佩符，挂镜，手执剪刀、茅草，据说剪断茅草敌人的头颅就会落地，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也反映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若遇出阵打仗，“神兵”们就要喝神水，以此来鼓舞士气，坚定战斗的信念。
“神兵”的战斗口号是“灭兵、灭捐、灭粮”，这简洁有力的口号，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反抗压迫的决心。而他们的纪律则是“禁烟、禁酒、禁色、禁盗”，这些纪律的制定，旨在保证“神兵”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一旦遇有敌情，便鸣锣集合，聚众出击，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抗争浪潮汹涌：印江神坛的鼎盛及“神兵”运动影响
到了1934年初，印江神坛迎来了全盛时期，拥有“神兵”约四五千人，尤其是在西区、北区，“神兵”的影响力举足轻重。各地“神兵”运动如雨后春笋般蜂拥而起，这一现象让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他们将“神兵”斥之为“神匪”，地方官吏们仓惶上报：“神匪发生，打倒乡闾，反抗政府，地方糜烂，秩序荡然”，从这些言辞中，可以看出“神兵”运动对国民党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当局的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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