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故，在不得不重步轻骑…或者应该说是损马益步的客观因素下，从朝廷至地方一直主张的策略便是“省骑兵，增步卒”，执行的也是“朝廷与敌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此不待马而步可用矣”的这种消极防御战略思想。
没有骑兵，纵使野外打得过辽兵，人家要是逃跑，怎么去追？
难道让士兵拿自己的两条腿，去和有着四条腿的骏马比速度吗？
就算追上了，在那一刻，怕是也没有多少力气继续奋战杀敌了吧。
也正是因为这样，辽国太后萧绰才敢冒着被团团围困的莫大风险，领兵深入中原腹地，直抵开封门户，澶州城。
当然了，赵恒心里也明白，辽兵如此深入腹地，只要切断他们的粮草补给，再加上现如今正值寒冬腊月时节，真要步步为营慢慢剿灭这一大股辽兵的话，也不是办不到。
但这就涉及到第二个不能追击辽兵趁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原因了。
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赵恒心里更清楚，此战必须要尽快取胜，尽快结束，尽快议和，好让他尽快赶回汴京坐镇皇宫之内，以此谨防宵小之辈趁机谋逆作乱。
权衡利弊间，赵恒知道，自己绝不是怕了辽兵不敢主动出击，而是……
如果自己继续领兵御驾亲征的话，那么不管是胜是败，恐怕这大宋朝的皇帝，没准就真不是自己了。
这事，可一点都不玄乎，也不是在危言耸听。
距今不过是二十来年的太平兴国四年八月，太宗皇帝因为北伐幽州失败，当时军中诸将就曾阴谋欲拥立太祖次子赵德昭为帝。
虽然这事没成功吧，当年却也是令先帝太宗心有余悸，后怕不已。
十年前，淳化元年，秦王赵廷美勾结兵部尚书卢多逊谋逆叛乱，若非刘娥与苏义简二人的暗中相助，恐怕太宗这一系的，还真没有几人能够在那场密谋已久的政变中存活下来。
再加上刚刚发生的建雄军节度使王超与驾前排阵使李继和这二人意欲犯上叛乱的事情，不赶紧返回汴京皇宫坐镇，赵恒他这心里，始终踏实不下来。
如此这般的话，对于当年还是襄王曾领兵打过仗的赵恒而言，他心里清楚得很，在自己不能继续御驾亲征的情况下，仅是依靠战前授予的阵图，想要坐镇后方遥控指挥前线大将打败辽兵……
这事，很悬！
而这阵图，便算是第三个他不能追击辽兵趁势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原因了。
自太祖皇帝一朝起，为了不重现黄袍加身一事，“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便成了朝廷对外御敌的用兵方针。
太祖皇帝还好说，他深谙“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主将精通军事、精于权变，君王又不加过多干预则胜的道理）。为了赢得胜利，他不仅不会束缚前线将领的自主性，有的时候还帮大将树立权威。
开宝七年，太祖皇帝攻取南唐时，曾对主帅曹彬说过：“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
最为重要的是，当时太祖皇帝还给了曹彬一把尚方宝剑，言及“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给了曹彬很大的自由和权力。
万幸的是，忠心耿耿且领兵作战能力相当之强的曹彬，也没有负了太祖皇帝的厚望。
但是到了先帝太宗这儿，伴随着“斧声烛影”的负面传闻，在争议中继位的太宗皇帝，他对武将的猜忌之心有多么重，赵恒自认自己这个当儿子的，心里对此还是比较清楚的。
况且，自打识破粉碎军中诸将拥立太祖次子赵德昭为帝的阴谋以后，太宗皇帝曾与他直言道：“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先帝太宗的眼里，外患嘛，不怎么可怕。可怕的是，那些手里掌兵的武将！
如若武将真要造反，那麻烦可就大了。
先帝太宗讲的这话，赵恒知晓，虽有其道理所在，但绝不完全正确。
一十五年前，也就是端拱二年，知制诰田锡曾对太宗皇帝提及过，“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以阵图，不需授之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功成，无不破敌矣！”
先帝太宗明明知道田锡说得很有道理，但为了防止武将叛变作乱，他就是不听，且依然坚持己见，并把“将从中御，三衙各统兵，临战授阵图”一事就此定为祖宗家法。
同样的，还是端拱二年，太宗时期的户部郎中张洎（jì），他在总结伐辽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中讲道：“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故也。”
行军打仗，战场上的局势瞬息万变，有利的战机也通常是稍纵即逝。
但是呢，根据朝廷“将从中御”的作战策略，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严格按照阵图来行事，否则就被视若抗旨不尊。
如此这般的话，守城还行，但让底层士兵出城迎敌作战的话，他们也不傻，没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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