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鸭绿江畔的誓言
1950年冬，鸭绿江的冰层在寒风中咯吱作响。陈景明的儿子陈援朝，正跟着部队在夜色中跨过江面。他胸前别着父亲留下的红棉徽章，那是1949年父亲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开国大典时领到的新徽章，此刻在棉衣下微微发烫。
“援朝，记住了，咱们是‘红棉’的传人，到了朝鲜战场，可不能给咱祖辈丢脸。”临行前，父亲陈景明将一枚用红布条包裹的冻土豆塞进他手里，“这是你爷爷当年打游击时吃的，苦日子熬过来，更得守住来之不易的和平。”
队伍里，战士们踩着厚厚的积雪前进，步枪上的刺刀在月光下闪着冷光。陈援朝是连队里的文化教员，背着一个装满识字课本的帆布包，却在包底藏着爷爷留下的那半枚红棉徽章——两枚徽章如今由他和父亲各存一半，约定等胜利归来再拼成完整的花。
抵达朝鲜战场的第三天，他们就遭遇了美军的空袭。炸弹在阵地周围爆炸，泥土和雪块被炸得漫天飞舞。陈援朝趴在战壕里，看见班长用身体护住了电台，后背被弹片划开长长的口子，鲜血渗进雪地里，染红了一小片冻土。“快……把电报发出去……”班长指着电台，气若游丝。
陈援朝爬过去，手指在冰冷的按键上颤抖，却死死记住了电报内容。当电报发出的那一刻，班长闭上了眼睛，他的口袋里掉出一张照片，是个抱着孩子的女人——那是他未见过面的妻儿。陈援朝捡起照片，塞进自己的贴胸口袋，望着班长胸前同样别着的红棉徽章，突然明白，这小小的徽章，此刻正系着无数人的生命与信仰。
二、雪地里的识字班
部队在咸镜南道的山区休整时，陈援朝主动提出办识字班。他在掩体里支起木板当黑板，用烧焦的树枝当粉笔，教战士们认字。“大家看，这是‘国’字，方框里一个‘玉’，咱们的国家，就像这块宝玉，得用命护着。”
战士老王是个文盲，握枪的手捏着树枝，怎么也写不好“党”字。陈援朝就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教：“这是撇，这是竖，下面一个‘兄’，党就是咱们的兄长，领着咱们往前走。”老王咧着嘴笑，脸上的冻疮裂了口，渗出血珠：“陈教员，等打赢了仗，我要给俺娘写信，告诉她我识字了，还是共产党教的。”
识字班办了没多久，美军的进攻就开始了。炮火将掩体炸塌，黑板碎成了木片。陈援朝在废墟里扒拉出半块没烧完的树枝，对大家说：“识字班不能停，咱们边打边学，等胜利了，还要用这些字建设新中国呢。”
一次战斗间隙，他发现伤员转运站的护士们也不识字，便抽空教她们认药品标签。“这是‘ morphine’，中文叫吗啡，是止痛药，给重伤员用的，可不能弄错。”护士小李捧着药瓶，眼睛亮晶晶的：“陈教员，等战争结束了，我要去考医学院，用这些知识救更多人。”
陈援朝看着她袖口露出的红布条——那是许多战士偷偷系在身上的红棉标记，即使没有徽章，也要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是“红棉”的传人。
三、上甘岭的红棉根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陈援朝所在的连队奉命坚守597.9高地。坑道里缺水缺粮，战士们只能舔食岩壁上的冰渣。陈援朝把父亲给的冻土豆分成小块，分给重伤员：“尝尝，这是咱中国的土豆，比美军的罐头香。”
美军的轰炸日夜不停，坑道被震得不断掉土。一天夜里，陈援朝发现墙角有株被炮弹炸断的小树苗，根部还连着一点泥土，在石缝里顽强地活着。他小心地把树苗移植到一个弹壳里，用自己省下的水浇灌：“你看，这就像咱们，只要根还在，就死不了。”
连队里有个小战士叫小虎，才十六岁，第一次上战场吓得直哭。陈援朝把他拉到树苗前：“小虎，你看这树，炮弹都炸不断它的根。你爷爷是不是老红军？他当年过雪山草地，比这苦多了，你能给祖辈丢脸吗？”小虎抹着眼泪，握紧了拳头：“不能！我要像这树一样，扎根在阵地上！”
坑道里的泥土渐渐被鲜血染红，陈援朝的棉衣上也布满了血渍和弹孔。他摸了摸胸口的红棉徽章，那半枚爷爷的徽章和父亲给的新徽章相互硌着，像两颗跳动的心脏。一次冲锋前，他把识字课本分给大家：“带着，就算牺牲了，也要让后人知道，咱们在战场上还在学文化，这就是咱中国军人的样子。”
四、冰湖里的通信线
为了保障坑道与后方的通信，陈援朝主动申请担任通信员。他需要穿越美军的火力封锁线，把电话线接到前沿阵地。隆冬的朝鲜，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度，湖面结着厚厚的冰，而美军的探照灯像鬼火一样扫过冰面。
“援朝，太危险了，让老兵去吧。”连长拉住他。陈援朝却笑了笑，露出冻得发紫的嘴唇：“连长，我年轻，跑得快。再说，我背着‘红棉’呢。”他指了指胸口，那里藏着两枚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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