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刘勃勃率领两万骑兵攻打后秦，抢走了平凉七千多户杂胡，进驻依力川。
己巳日，刘裕从建康出发，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泗水。五月，到了下邳，把船舰和辎重留下，步行进军到琅邪。一路上每到一处就修筑城池，留下士兵把守。有人就问刘裕：“要是燕国人把大岘山的险要堵住，或者坚壁清野，咱们大军深入进去，不光白忙活，可能连回来都回不来，这可咋整？”刘裕说：“我都想好了。鲜卑人贪心，没什么长远打算，前进就想着抢东西，后退又舍不得庄稼，他们觉得咱们孤军深入，坚持不了多久，最多就是前进占据临朐，后退守住广固，肯定不会守着险要的地方，也不会坚壁清野，我跟你们打包票。”
南燕皇帝慕容超听说东晋派兵来了，就召集大臣们开会商量。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东晋的兵轻快果敢，就喜欢速战速决，咱们不能跟他们正面硬刚。应该占据大岘山，不让他们进来，拖上一段时间，消磨他们的锐气，然后再慢慢挑选两千精锐骑兵，沿着海边向南，截断他们的粮道，另外再让段晖率领兖州的军队，顺着山往东，前后夹击，这是上策。或者命令各地官员依着险要地势坚守，除了留下必要的物资储备，其他的都烧光，把庄稼也割了，让敌人没东西可用，他们远道而来没吃的，想打仗又打不着，不出一个月，就能轻松制服他们，这是中策。要是放敌人进了大岘山，出城跟他们硬拼，这就是下策了。”慕容超说：“今年岁星在齐地，按照天道推算，咱们不战就能获胜。从双方形势看，他们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肯定坚持不了多久。咱们占据五州之地，百姓富足，还有上万的精锐骑兵，麦子、庄稼漫山遍野都是，干嘛要割庄稼、迁百姓，自己削弱自己呢！不如放他们进大岘山，用咱们的精锐骑兵去蹂躏他们，还怕打不赢吗！”辅国将军广宁王贺赖卢苦苦劝说，慕容超就是不听。贺赖卢退出来后对公孙五楼说：“要是真这么干，亡国就没几天了！”太尉桂林王慕容镇说：“陛下您要是觉得骑兵在平地作战有利，那就应该出大岘山迎战，就算打输了，还能退守，可别放敌人进大岘山，自己放弃险要地势啊。”慕容超还是不听。慕容镇出来后，对韩讠卓说：“主上既不愿意迎战击退敌人，又不肯迁百姓、清野，把敌人放进腹地，坐着等人家来围攻，跟刘璋简直一模一样。今年国家要是灭亡，我肯定会死战到底。您是中原的读书人，恐怕又要被蛮夷统治了。”慕容超听说这话，气得不行，把慕容镇关进了监狱。然后他调集莒、梁父的守军，修整城墙，挑选兵马，准备迎战。
【内核解读】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极具戏剧性的一年。这一年，南燕的贪婪、后秦的内乱、北魏的动荡与刘裕的崛起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乱世争雄的生动画卷。透过史书记载的诸多事件，我们既能看到政权兴衰的偶然与必然，也能窥见人性在权力博弈中的复杂呈现。
南燕：短视决策加速亡国倒计时
南燕主慕容超的一系列操作，堪称“亡国教科书”级别的反面案例。他因“太乐不备”就动起劫掠晋人补充伎乐的念头，暴露了偏安政权的短视与奢靡。领军将军韩讠卓的劝谏切中要害——“先帝以旧京倾覆，戢翼三齐”，此时南燕应休养生息、伺机恢复，而非主动招惹强邻。但慕容超一句“我计已定，不与卿言”，将刚愎自用演绎到极致。
慕容超的错误决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南燕的权力结构深度绑定。侍中五楼专权，“宗亲并居显要，王公内外无不惮之”，甚至出现“欲得侯，事五楼”的民谣，可见朝堂已被腐败侵蚀。当桂林王镇直言劫掠行为“为国结怨，何功而封”时，慕容超不仅不听，反而将其下狱，彻底堵塞了言路。
面对刘裕北伐的军事压力，南燕内部曾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公孙五楼提出的“据险疲敌、断粮夹击”上策，本可利用大岘天险有效阻击晋军。但慕容超既迷信“岁星居齐”的天道祥瑞，又固执认为“铁骑万群，麦禾布野”无需坚壁清野，最终选择“纵敌入岘”的下策。这种对军事地理的无知、对对手实力的误判，本质上是权力傲慢催生的战略盲动。正如桂林王镇所言，其行为“酷似刘璋”，将国家推向“延敌入腹，坐待攻围”的绝境。南燕的覆灭虽未在当年完成，但慕容超在义熙五年的每一次决策，都在为亡国倒计时按下加速键。
后秦：内乱与外患中的衰败轨迹
后秦在这一年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潭，其困境源于权力继承的隐患与统治集团的分裂。秦王姚兴之弟姚冲谋逆，虽因狄伯支反对未遂，却以鸩杀同僚、最终被赐死的结局，暴露了后秦宗室的权力倾轧。这种内部动荡直接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使其在应对外部挑战时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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