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内，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长篇文章，经过精心打磨，署名“轧钢厂格明群众”，赫然出现在了那几家最具风向标意义的全国性报纸上。（新 华社、中 央 人民广播电台和人 民日报社等中 央宣传机构。都被那谁谁控制了。）
并不是刊登在边角料板块，而是在二版、三版的位置，配有措辞激烈的编者按，将其定性为“一场值得全国工人阶级关注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活教材”。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在轧钢厂上空凌空爆炸的重磅炸弹，冲击波瞬间席卷了全厂的每一个角落，并将熊光明的名字，狠狠地钉在了全国范围的“耻辱柱”上。
文章的标题就极具杀伤力：《彻底批判红星轧钢厂以生产压格明的错误路线——论熊光明独立王国的十大罪状》。
十大罪状，条条紧扣当时最流行也最致命的政治帽子：
第一条，“顽固推行唯生产力论，用机器声淹没格明口号声”。文章描绘了一幅画面：当全国上下都在“轰轰烈烈搞格明”时，红星轧钢厂却“只见钢花飞溅，不闻格明歌声”，熊光明“醉心于产值利润”，把工厂变成了“脱离政治方向的单纯生产单位”。
第二条，“大搞专家治厂，排斥打击格明派”。文章列举了几个被熊光明重用、但有“历史问题”或“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背景的技术人员，指责熊光明“信任专家胜过信任群众”，“把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抛在脑后”。
第三条，“对抗上级，搞独立王国”。这一点被大书特书，将熊光明之前对抗老蔡、现在又“纵容手下暴力抗拒”常卫东主任领导的行为，上纲上线为“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和山头主义”，“企图把轧钢厂变成水泼不进的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
第四条，“鼓吹福利主义，腐蚀工人阶级格明意志”。文章将熊光明努力提高职工福利、改善食堂伙食、建设家属楼等措施，歪曲为“用小恩小惠收买人心”，“企图用物质享受麻痹工人的格明斗志”，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主义路线”。
第五条，“破坏抓格明、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文章偷换概念，将熊光明强调生产的重要性，扭曲为“用生产压格明”，“只促生产，不抓格明”，是“对最高指示的阳奉阴违”。
之后其余几条，诸如“包庇重用有问题的人”、“破坏团结，拉帮结派”、“生活作风腐化”，附上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群众来信”摘录等等，虽然大多牵强附会，甚至凭空捏造，但在那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狂热氛围下，足以形成毁灭性的叠加效应。况且，除了厂里的人，外面并不知道其中内幕，这就是舆论导向的威力。
这篇文章的威力，远超常卫东之前所有的行政手段。它带来的压力是全方位、无死角且毁灭性的。
它意味着，斗争已经不再局限于轧钢厂的高墙之内，也不再是某个领导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被公开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被权威舆论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熊光明，这个名字，从此与“错误路线”、“独立王国”、“反格明”等标签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报纸送到厂里的那天早晨，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整个轧钢厂都炸开了。
高音喇叭里开始反复播送这篇文章，声音刺耳，字字诛心。车间里，机器虽然还在轰鸣，但工人们的心思显然已经不在手头的工作上了。
有人三五成群，窃窃私语，脸上带着惊恐和茫然；有人则故意大声朗读报纸上的段落，目光挑衅地扫视周围，那是常卫东新提拔起来的“积极分子”；更多的人则是沉默，埋头干活，但紧抿的嘴角和躲闪的眼神，暴露了他们内心的巨大不安。
厂区各处原本张贴生产报表和光荣榜的宣传栏，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覆盖，换上了这份报纸以及各种衍生出来的批判大字报，墨迹淋漓，如同控诉的血书。
熊光明办公室的电话，几乎被打爆。部里和市里那些原本还能勉强为他说话的老领导、老同志，传来的消息几乎带着绝望的悲音。
“光明。。。这次。。。唉。。。阵势太大了~~！”
“那篇文章。。。是经过~~默许的。。。风向。。。彻底变了！”
“忍一忍吧。。。先低头做个深刻的检讨或许。。。还能保留个。。。。”
电话那头的声音欲言又止，最终化作一声长长的叹息。传来的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在更高层面的较量中，他们这一方，已经彻底败下阵来，无力再为熊光明提供任何有效的庇护。
他现在是一枚被放弃的棋子，或者说，是一个必须被抛出去以平息对方怒火的牺牲品。
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感，如同冰冷的潮水，将熊光明彻底淹没。他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熟悉的场景，但此刻在他眼中，却变得异常陌生和遥远。
曾经那些见到他毕恭毕敬、热情打招呼的面孔，如今可能正躲在某个角落，用报纸上的词句来批判他。曾经被他视为坚强后盾的上级，如今也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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