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平原的地下，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如同被时光封存的秘境，三星堆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其夸张的凸目造型震撼世界，金沙遗址的金箔蛙形饰则以精巧的工艺诉说着远古的信仰。当我们凝视这些跨越时空的文物，一个奇妙的关联逐渐浮现——纵目面具的凸目特征，竟与古蜀遗址中频繁出现的鱼蛙形象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要解开这层关联的密码，首先要回到古蜀人“渔猎”的生存根基之上，那是他们与自然对话的起点，也是文明图腾诞生的土壤。
一、渔猎：古蜀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底色
成都平原河网密布，岷江、沱江等河流如同大地的血脉，滋养出肥沃的土地与丰富的水生资源。对于先秦时期的古蜀人而言，渔猎并非简单的食物获取行为，而是融入日常肌理的生存仪式。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古蜀先民便会手持简陋的渔具走向河边。他们赤足踏入微凉的河水，双手感知着水流的细微变化——水温的起伏或许预示着鱼群的动向，水流的缓急可能藏着猎物的踪迹。
河水没过脚踝，带着泥土与水草的气息，这种触感是古蜀人认识自然的重要方式。他们的双眼紧紧锁定水面，水面上泛起的每一圈涟漪、水草晃动的每一个弧度，都可能是鱼群游过的信号。为了捕捉到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需要时刻保持专注，双眼不断调整焦距，追踪着水下灵活穿梭的鱼群。久而久之，“鱼眼”那种突出、敏锐的形态，便深深烙印在他们的视觉记忆中。
而到了雨季，蛙鸣则成为古蜀大地最动听的旋律。每当雨水滋润大地，田间、河畔便响起此起彼伏的蛙声。对古蜀人来说，蛙鸣不仅是自然的声响，更是关乎生存的“天气预报”——蛙声密集时，往往预示着雨水充沛，农作物能得到充足灌溉；蛙声稀疏时，可能意味着干旱即将来临，需要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他们会仔细倾听蛙鸣的节奏与强弱，仿佛在与自然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同时，蛙类捕食害虫的习性，也让古蜀人对其充满感激。每当夜幕降临，他们能看到蛙类在田间跳跃，吞噬破坏庄稼的昆虫，守护着赖以生存的农作物。在日复一日的观察中，蛙类那双圆鼓凸起的眼睛，同样成为古蜀人眼中极具辨识度的特征。
这种高频次、沉浸式的渔猎生活，让鱼与蛙成为古蜀人最熟悉的生物。它们不仅是食物的来源，更是自然的使者，承载着古蜀人对自然的认知与敬畏。而鱼蛙身上最显着的“凸眼”特征，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古蜀人的审美与信仰，为后续文物中凸目形象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二、鱼形文物：流动的图腾与古蜀的渔猎记忆
在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鱼形文物如同散落的珍珠，串联起古蜀人对鱼类的崇拜与依赖。这些以金、玉为材质的鱼形器物，不仅展现了古蜀高超的工艺水平，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
（一）三星堆：青铜与金玉交织的鱼之形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鱼形金箔，是古蜀金器工艺的杰出代表。这件金箔整体采用锤揲成型的工艺，工匠们将薄薄的金片反复捶打，使其逐渐呈现出柳叶般的灵动形态。金箔的头端钻有一孔，推测是用于悬挂或与其他器物组合的部件，或许曾被佩戴在祭祀者身上，成为沟通人神的媒介。金箔的正面錾刻着细密的叶脉纹，纹路清晰规整，如同鱼儿身上的鳞片，又似水中流动的波纹，既增强了器物的立体感，又赋予了鱼形金箔鲜活的生命力。当阳光照射在金箔上，金色的光芒与叶脉纹相互映衬，仿佛一条在阳光下游动的金色鱼儿，让人不禁想象，在远古的祭祀仪式中，这件金箔或许曾随着祭祀者的动作轻轻晃动，模拟出鱼儿在水中穿梭的姿态，寄托着古蜀人对鱼类的崇拜与对丰收的期盼。
除了鱼形金箔，三星堆出土的鱼形玉璋同样令人惊叹。玉璋作为古蜀重要的礼器，通常与祭祀、权力相关，而这件玉璋被设计成鱼形，更是将鱼的形象与神圣的祭祀功能结合在一起。玉璋的器身整体呈鱼形，线条流畅自然，从鱼头到鱼尾过渡平缓，展现出工匠对鱼的形态的精准把握。玉璋的两面各线刻有一牙璋图案，牙璋的尖齿锋利，象征着权力与威严，而鱼形的器身则代表着自然的馈赠，两者的结合或许寓意着古蜀统治者借助自然的力量来巩固自身的权力。更为巧妙的是，在鱼嘴的位置镂刻有一只小鸟，小鸟的造型小巧精致，与鱼形的器身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学者推测，这只小鸟可能是古蜀人崇拜的神鸟形象，鱼与鸟的组合，或许反映了古蜀人对水陆两种自然环境的敬畏，也可能代表着两种不同图腾的融合，体现了古蜀文明多元共生的特点。
（二）金沙遗址：金带上的鱼纹与古蜀的宇宙观
如果说三星堆的鱼形文物展现了古蜀人对鱼的具象崇拜，那么金沙遗址出土的刻有鱼纹的金冠带和商周鱼纹金带，则将鱼的形象融入到更宏大的文化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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