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的冬天，带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干冷。寒风卷着尘土，在胡同里打着旋儿，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然而，对于何大清来说，这1944年的初冬，却比往年任何一个冬天都显得“暖”一些。这份暖，来自丰泽园后厨那终年不熄的炉火，来自他腰间渐渐厚实的钱袋，更来自心头那份久违的安稳与希望。
丰泽园那朱漆大门、雕梁画栋的气派，何大清如今已能坦然走入，甚至带着几分熟稔的从容。
一年光阴，足以洗刷掉他身上初来时那份格格不入的局促与自卑。油腻的围裙不再是遮掩，而是身份的象征。
他不再是那个忐忑求生的二灶，而是凭借一手硬扎谭家菜功夫，赢得了后厨上下乃至挑剔食客认可的“何师傅”。
“何师傅，今儿‘黄焖鱼翅’的汤头，您给掌掌眼？”年轻的帮厨端着砂锅，恭敬地请示。何大清用长柄勺舀起一勺浓稠金黄的汤汁，凑近鼻尖一嗅，再轻轻吹散热气，舌尖尝了一小点，眉头微蹙：“火候到了，但‘顶汤’的鲜味没完全逼出来，再加半勺花雕，文火煨一刻钟，记住，火候要‘养’，不能急。”
他的声音沉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一年前，他还在为一道醋溜白菜是否能过关而心悬半空；一年后，他已能指点后辈如何拿捏谭家官府菜的命脉——那一口醇厚到极致、鲜香到骨子里的“顶汤”。
汗水浸透了无数次粗布褂子，手腕上添了几道烫伤的旧痕，换来的是技艺的精进和地位的提升。
工钱涨了，更重要的是那份管一顿晌午饭的福利，让他能把省下的口粮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每天下工时，怀里总揣着一个油纸包，有时是半个白面馒头，有时是几块炖得软烂、油光发亮的五花肉，那是给傻柱解馋的零嘴，也是给杨素芬补身子的心意。
何家的饭桌，早已不是一年前杂粮窝头就咸菜的寒酸光景。虽然远谈不上大鱼大肉，但油水厚实了许多。
何大清带回来的“折箩”——客人桌上撤下来、品相完好没怎么动过的菜肴，成了改善生活的美味。
傻柱捧着碗，吃得满嘴油光，圆乎乎的脸蛋上笑容憨厚满足。杨素芬身上的棉袄虽然依旧打着补丁，但气色好了，眉眼间也少了愁苦，多了几分温润的平和。她看着丈夫，再看看两个儿子，心里那份踏实，是乱世里最珍贵的暖。
然而，何家的光景，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不在灶台，而在书桌。
何雨昂。
这个名字在四合院乃至附近的街坊邻里，几乎成了一个带着传奇色彩的符号。
一年前，他还是个沉默寡言的半大孩子，跟着父亲在军营伙房刷碗。谁能想到，短短一年时间，这个看似木讷的少年，以一种近乎妖孽的速度，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部学业？他的学习过程，在旁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
没有挑灯夜读的辛苦，没有抓耳挠腮的困惑。他就像一块干涸的海绵，平静而高效地吸收着课本上的所有知识。
老师们惊为天人，称其为“百年不遇的奇才”，同学们则视其为不可理喻的“怪物”，沉默地坐在角落，却能次次考试拔得头筹，尤其是那些艰涩的外语，在他笔下如同母语般流畅。
只用一年半，高中毕业证就拿到手，没有丝毫停顿。他揣着这张薄薄的纸，走进了北平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社大门。
凭借在应聘时展现出的、对英、法、俄、日、阿拉伯语、西班牙语、马来语等多国语言近乎母语般的精通（他甚至能模仿不同地域的口音），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众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竞争者，获得了一份外文编辑的职位。
工作清闲体面——主要是校对、编译一些国外通讯社的电讯稿，偶尔翻译些无关紧要的文章。薪水却颇为优渥，远超普通职员。
更让邻居们眼热的是，这位年轻的“何编辑”不仅拿报社的薪水，似乎还有额外的“稿酬”和“翻译奖金”源源不断地拿回家。
他们哪里知道，这些“额外收入”的源头，是何雨昂空间里那些搜罗自日本军官、阴阳师乃至更早“猎物”身上的珠宝首饰、金条怀表，正通过隐秘的地下渠道分批变现
这些带着血腥和恐惧气息的“横财”，被他用“报社福利”的完美外衣精心包裹，成了何家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的重要支撑。
“老何，你们家雨昂可真是文曲星下凡啊！”前院的三大爷阎埠贵，推了推眼镜，语气里满是掩饰不住的羡慕和一丝酸意，
“这才多大？报社的先生！一个月怕不得顶我仨月工资吧？你们老何家祖坟真是冒了青烟了！”
何大清每每听到这样的恭维，黝黑的脸上便堆满笑容，嘴里却要谦虚：“嗐，孩子自己争气，我们当爹妈的也就是供他念书，没啥大本事。”
他心里是真高兴，但也藏着一点连自己都说不清的、对儿子那份过分“平静”和“优秀”的隐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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