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两家住在银杏小区三栋的十七楼，对门。我的妈妈杨婉和孙子钊的妈妈王静怡从大学就是闺蜜，结婚时也约定做邻居，于是买了对门的房子。我出生在秋天，孙子钊比我早三个月出生在夏天。妈妈说，从婴儿时期开始，只要我俩同时哭闹，把我们放在一起就会安静下来。
童年的记忆是暖黄色的，像老照片里的光晕。
我们有一间“秘密基地”——我家客厅的飘窗。那里堆满了毛绒玩具和彩色抱枕。晚上，当父母们外出应酬，整个城市华灯初上，我们就会蜷在那里，看着窗外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
“看见那辆红色的车了吗？”八岁的孙子钊指着楼下，“那是外星人的侦察车。”
“真的吗？”我睁大眼睛。
“当然，”他压低声音，“它们来地球寻找一种叫‘快乐能量’的东西，只有小孩子才有。”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假装不知道。”他一脸严肃，“但要偷偷把快乐藏起来，不能被它们发现。”
“怎么藏？”
“像这样。”他伸出手，做了个抓取的动作，然后假装把什么塞进胸口，“把快乐放在心里，它们就偷不走了。”
这个游戏我们玩了无数次。有时候是我编故事，有时候是他。我们会给每辆经过的车编造来历和使命，给每颗星星起名字，给云朵设计剧情。那些夜晚，整个城市都是我们的童话舞台。
十岁那年，我们各自收到了人生第一台智能手机。是我们两家一起去买的，同一型号，只是颜色不同——他的是深蓝，我的是浅粉。
“为了方便联系。”妈妈说，“但晚上九点后不准玩。”
这条规定很快被我们打破了。孙子钊发现了一个拍照软件，里面有很多搞笑滤镜。第一张“丑照”诞生于某个周六的下午：我戴着夸张的兔子牙套特效，他头上长出了可笑的犄角。我们笑得滚作一团，然后开始互相“报复”，拍下对方最滑稽的样子。
这些照片成为了我们共享相册里的第一批藏品。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相册越来越丰富：我十三岁戴牙套的真实模样、他打篮球摔了个狗啃泥、我们第一次尝试做饭把厨房弄得一团糟、高中入学式上彼此别扭的校服装...
青春期像一场悄然而至的雨季。十四岁，我们不再手拉手上学，但在楼道里相遇时，还是会默契地等对方一起走。十五岁，班上有女生给孙子钊递情书，他跑来问我该怎么办。
“你喜欢她吗？”我问，手里摆弄着物理习题册。
“不知道。”他罕见地有些迷茫，“就是觉得...有点奇怪。”
“那就说你需要时间考虑。”我给出建议，心里却有种说不清的滋味。
第二天，他拒绝了那个女生。我问为什么，他耸耸肩：“还是跟你一起做物理题比较有意思。”
那年的全市物理竞赛，我们一起报名，一起备战。无数个周末，我们在我家书房的地板上铺开草稿纸，争论着力的分解和电路设计。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他会突然扔过来一个纸团；有时候解出难题，我们会击掌庆祝，然后偷偷点外卖披萨。
“你以后想做什么？”有一次，他边吃披萨边问。
“物理学家。”我毫不犹豫，“研究量子物理，或者宇宙起源。”
“那我可能也得学物理。”他笑着说，“不然以后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多尴尬。”
“你可以学你的计算机啊，”我说，“不是说想做游戏设计吗？设计一个物理引擎超级真实的游戏。”
“也对。”他眼睛亮了，“然后你来当我的物理顾问。”
我们击掌为约，就像这约定真的能决定未来一样。
十七岁的夏天，高考结束。我们坐在秘密基地的飘窗上，窗外是城市璀璨的夜景。成绩还没出来，但我们都感觉考得不错。
“终于解放了。”我伸了个懒腰。
“嗯。”孙子钊却似乎不那么兴奋，“你觉得，一切会改变吗？”
“改变什么？”
“不知道。”他看向窗外，“就是觉得...这个夏天过后，有些东西会不一样。”
当时的我以为他只是在说大学生活。
一周后，变故突至。
那天晚上，我听到对门传来争吵声——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孙叔叔和王阿姨一向恩爱，是小区里有名的模范夫妻。我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隐约听到“公司”、“债务”、“那个女人”几个词。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王阿姨眼睛红肿，但仍强打精神对我微笑。妈妈让我别多问，只是叹气。
又过了一周，孙叔叔拖着行李箱离开。经过我家门口时，他停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小月，以后帮叔叔多照顾子钊和王阿姨，好吗？”
我点头，心里一片茫然。
孙子钊变得沉默。我们依旧坐在飘窗上，但他不再编造外星人的故事，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他们要离婚了。”有一天，他突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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