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天黑得早，不到六点钟，南坡村就被一口大锅给扣住了，严严实实的，透不出一丝光。
风从北边那片光秃秃的杨树林里灌过来，呜呜地响，像是有谁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
季家堂屋的门窗都关严实了，门缝底下塞了一条旧毛巾，窗户上糊了一层报纸，可那风还是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钻进来，冷丝丝的，贴着脚脖子往上爬。
可屋里是暖的。
炉子是那种老式的铸铁炉，墩在堂屋正中间，炉膛里塞了几块蜂窝煤，烧得通红通红的，炉盖子盖不严实，一圈圈橘红色的光从缝隙里漏出来，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画了一个又一个圆。
炉子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冒着白汽，嘶嘶地响，水烧开了又凉了，凉了又烧开了，反反复复的。
梁望年坐在炉子边的矮凳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沙沙地响。
季凛坐在他旁边，说是写作业，实际上已经趴在桌上快睡着了，口水流了一小摊在数学练习册的封面上，把“练习册”三个字洇得模糊了。
张桂兰在隔壁灶屋里缝衣服，缝纫机的声音哒哒哒的，像一首催眠曲，节奏稳定得让人想打哈欠。
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一股冷风裹着夜色猛地灌进来，炉子里的火苗晃了几晃，铝壶的盖子被吹得叮当响了一声。
季国良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大衣，领口竖起来，脸被冷风吹得通红，眉毛和睫毛上挂着一层细密的白霜，像圣诞老人。
“小凛，小年，”他的声音带着屋外寒气的沙哑，但眼睛在笑，笑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来，“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好东西回来。”
那纸包用旧报纸裹着，方方正正的，被季国良揣在棉大衣里面的口袋里，贴着胸口，隔着大衣和毛衣还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热气。
季国良把纸包放在桌上，一层一层地打开报纸，油渍从纸缝里渗出来，在报纸上印出一片深色的圆斑。
报纸打开，里面躺着两个烧饼，圆鼓鼓的，表皮烤得焦黄焦黄的，上面撒了一层白芝麻，有些芝麻已经掉了，粘在报纸上，但那股香味是挡不住的——芝麻被烤过的焦香、面饼发酵后的麦香，还有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馅料的咸香，混在一起，从报纸的缝隙里钻出来，满屋子都是。
季凛的鼻子比狗还灵，烧饼的味道还没散开，他的脑袋已经从胳膊弯里抬起来了，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嘴巴已经开始动了：“什么味道？好香——”
等他看清桌上的烧饼，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弹了一下，从凳子上蹦起来，伸手就去抓，抓了一个最大号的，烫得左手倒右手，右手倒左手，嘴里嘶嘶地吸着气，活像一只偷吃了热豆腐的猫。
“太好吃了！”季凛咬了一大口，腮帮子鼓得像只青蛙，含混不清地喊着，“老爸你怎么突然买这个了？这比镇上那家好吃多了！”
季国良把棉大衣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钉子上，又在炉子边搓了搓手，把手烤热了，才转过身来看着两个孩子狼吞虎咽的样子。
他的嘴角弯着，弯得很深，眼角的细纹堆在一起，像是秋天收割后稻田里的垄沟，一条一条的。
“最近厂门口才摆起来的，”他在炉子对面坐下来，热茶捧在手心里，声音慢悠悠的，“是个河南来的师傅，推个板车，现做现烤。我跟你们说，他那个炉子是自己改的，上面烤饼，下面烧炭，饼贴进去，一会儿就鼓起来，金黄金黄的，看着就馋人。”
他用下巴朝季凛那边扬了扬，“我就知道你馋，给你们尝尝。”
季凛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地说：“爸你太好了，你是我亲爸——”
“我不是你亲爸谁是你亲爸？”季国良笑骂了一句，抬手作势要打，季凛缩了缩脖子，笑嘻嘻地躲开了。
梁望年坐在旁边，手里拿着那个烧饼，没有像季凛那样狼吞虎咽。
他先是看了看烧饼，看了一会儿，然后掰成两半。
不是顺着中间掰的，是从边上掰的，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小的一半留给自己，大的一半双手捧着，递到季国良面前。
“叔叔，”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炉火的噼啪声和季凛的咀嚼声中，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耳朵里，“我吃不了那么多。”
季国良愣了一下。
他看着梁望年递过来的那半个烧饼，又看了看梁望年的脸。
炉火的光映在那张十岁的脸上，把那些还没完全长开的五官照得柔和了一些。
梁望年的眼睛是看着季国良的，目光不躲闪，不游移，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认认真真地看着，举着烧饼的手稳稳当当的，没有一丝摇晃。
季国良本想说不用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想起了张桂兰跟他说过的一件事。
梁望年刚来他们家那几天，吃饭的时候从来不会第一个动筷子，总是等所有人都夹过一轮了，他才默默地拿起碗。
张桂兰给他夹菜，他会说谢谢，但从来不会主动去夹肉，只吃离自己最近的那盘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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