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将领眼中,军户不如牲畜,毫无尊严可言,每年都有大批人不堪折磨而逃亡。
这些逃亡者既无身份,也无户籍,渐渐沦为流民,被社会抛弃,只能投靠各地豪强地主求生。
而那些地主最乐于接纳此类无根无籍、无知无识的黑户,视作无偿劳力,争相收容,蓄为己用。
军户日渐凋零,流民与隐匿户籍者却不断增长,导致赋税收入逐渐萎缩,人口登记也愈发混乱无序。
皇帝既已下令废除卫所制度,将所有将领贬为庶民,并对军队进行了全面整编,便觉得这类事务无需再行奏报。
未曾料到,即便无人上奏,皇帝仍洞悉局势,还特意降下诏令,准许许显纯全权处理此事。这道旨意让他心中振奋不已。
得此授权后,许显纯立刻会同王三善与孙传庭商议对策,迅速派遣人员奔赴各地卫所宣读圣旨。
孙传庭为官虽仅三年,却并非不谙世事之人。他对官场中根深蒂固的贪腐习气早已心知肚明。
在他看来,皇帝的处置尚显宽仁,那些只知敛财、荒废军务的武官本应处以极刑,借此震慑四方,立下警戒之例。
但他职位不高,纵为右布政使,实权有限,无法直接向皇帝进言。
于是他主动向王三善请命,愿亲赴前线办理此案。不为别的,只为不负皇帝的信任,亦要践行自己的志向。
短短一年间,他由七品知县跃升至二品大员,连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政绩平平,未曾立过大功,为何能得陛下如此器重?
朝中议论纷纷,皆言当今皇帝用人不拘一格,不论出身、不论资历,甚至不究过往品行,唯凭一纸诏书委以重任。
而那些被提拔之人,如今个个身居要职,深受倚重,其才干也在实际任上逐步显现,确有能力担当所授之责。
孙传庭不禁暗想:“莫非陛下真有识人之明,能一眼看透人的潜能?”
怀揣这一念头,他率领锦衣卫与随行官员离开太原城,直指宣大边境的卫所驻地。
他无意证明什么,但既然皇帝能注意到他曾是个默默无闻的基层官员,那他就必须全力以赴,以行动回报这份知遇之恩。
不到十日,他便彻底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效率之高,令巡抚王三善震惊不已。
毕竟抄没他人产业之事,往往阻力重重,比夺人性命更难推行。
可孙传庭竟能如此干脆利落地办妥,实在令人刮目相待。
当晋商与卫所军官的家产被清查完毕、数目呈报上来时,王三善感慨道:“国库要有余粮了。”
朝廷在山西掀起的风波,迅速传到了宣府与大同两地将领的耳中。
他们听闻那位长期供奉钱财的靠山竟被彻底铲除,内心顿时不安起来。毕竟,各自的账本上早已涂满了见不得光的痕迹。
商贾之流尽数落网尚可接受,连卫所编制都被裁撤,军官们还得掏银子赎命,这风向实在令人胆寒。
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
消息刚一传来,一些胆小者当即悄悄返家,收拾细软,暗中盘算逃亡之路。
另一些人虽未惊慌失措,却也迅速派出亲信,分别赶往京师与太原,务必要探明真相。
与此同时,各路将领纷纷召回分散在外的私兵与家丁,集结于营寨之内,既备逃遁,亦备对抗。
边镇将士在焦虑中熬过两日,尚未收到确切情报,却已得知总督陈奇谕抵达大同府。
此人来得太过及时,几乎与风声同步,怎不令人心生疑虑?倘若他是奉旨查办,步步紧逼,该如何应对?可若就此起事,又觉时机未至,风险难测。
最终,众人只得强作镇定,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前往拜见。
实则他们并无反心,更无底气。
此举牵连极广,一旦举旗,便是灭族之罪,非走投无路者不敢轻动。
明末军制虽积弊重重,却也有其维系之道。
纵观整个朝代,无论国势如何衰败,战事如何溃乱,君主如何昏庸,朝政如何腐败,始终未有边将公然举兵叛乱。
原因在于兵权并不独掌于武将之手。巡抚、总督等文官掌控大局,军队调动必须持有兵部正式文书。
将领所能依赖的,不过是一支豢养于私宅的家丁队伍。正因如此,他们的忠诚往往只限于自身利益。
普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还要承受层层盘剥。在这些将领眼中,士卒不过是榨取油水的工具。
只要家中亲兵精锐成军,朝廷便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些人确是战场上的主力。
而中枢对此,默认纵容——只要你不动刀造反,不打出反旗,其余皆可容忍。
正因如此,明代边将既无胆量,也无能力真正起事。
但长期放任,却催生出一种割据心态。尤以辽东为甚,李成梁之事便是前车之鉴,加之地域混乱,极易滋生野心。
至于九边其余各镇,情况稍好,尚未达到辽东那般失控的程度。大多数将领不过是贪财惜命之徒,只求自保,不愿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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