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其实早已按捺不住。他对朝中那些只知空谈文章、纸上治国的官员深感厌倦。
尤其地方治理，迫切需要真正心系百姓、实干有为的新人补充进来。
他心里也明白，这些出身贫寒、少有机会受教的年轻人，即便才华出众，真能脱颖而出，最终也只能从最低微的职位做起。
不等众人反应，前排一名学子已拱手发问：
“院长，学生有一事不明。”
“直说无妨。”
这位学子口中的“院长”，正是朱由校。
皇明学院明文规定，所有学生不得称其为“陛下”或其他尊号，一律称呼“院长”。
这一条规，出自朱由校亲手拟定。他的用意很直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营造亲近氛围。
这样的做法，对学生与君主双方皆有益处。学生们能堂而皇之地自称“天子门生”，身份无形中便高了一层。
在朝堂之上，他们逐渐形成了一股隐性的支持力量，始终站在皇帝一边。虽不至于事事听令而行，但绝不会像三党那样，处处与皇权争利，彼此之间尔虞我诈、纷争不断。
只要有足够多出身学院的官员进入官场，皇帝便能借此牢牢掌控局势。
到那时，“天子之言”自会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一语落地，万众遵从。
“倘若真有我们学院之人通过科举，外人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觉得这只是一场形式，背后早已由院长或朝廷内定？”
这番直击要害的提问，出自李进之口。他正是方才被朱由校点名的那位青年，也是宋应星门下弟子。
宋应星尚未入京执掌工部前，长期以举人身份辗转于南直隶与江西一带讲学授徒。
李进便是那时得以亲聆教诲，深受其影响。
李进乃江西人氏，年仅十七，却已深得朱由校器重，寄望甚高。
并非空有虚名，而是因他对农事有着异于常人的敏锐洞察。生于乡野，长于田间，对五谷耕种了如指掌。
如此年轻便具实才，怎不令人刮目相看？
“这些不是你们需要操心的问题。你们应当专注的是，如何稳住心神，在考场上展现真实所学，顺利过关。”
“在正式科举之前，学院内部将举行一次大考，试题由宋应星与徐光启亲自拟定。朕也会亲自过问结果——你，不可让朕失望。”
朱由校设此大考，并非无的放矢。他只想摸清底细：这些学生究竟有无能力参与科举，是否具备与天下士子同台竞技的资格。
自从传出学院学子将赴科场的消息后，四方瞩目，尤以各地士绅与儒林人士最为关注。不少人嗤之以鼻，认定此举荒唐可笑。
一群连经书都读不全、未曾研习圣贤注疏的寒微子弟，竟妄图与世代书香之家争锋？
朱由校清楚，许多人正等着看他失态出丑。若有学生参考却成绩惨淡，势必沦为笑谈，招来讥讽。
即便无人敢公然嘲讽天子，私下的流言蜚语、民间的贬损之声，也足以摧毁学院声誉。
因此，选拔参考之人，不能仅凭热情或自信。必须确有真才实学，方可放手一搏。
他也忧虑，有人本有能力，却因怯懦退缩而错失机会。
人才，从来都是在磨砺中显现的。
对于李进所提之问，朱由校早有思量。但他已有对策，这一回，定要让所有质疑者闭嘴，心服口服。
李进年纪尚轻，却早已扛起生活的重担。祖辈世代为农，家中无田无产，他自幼便随父亲在田间劳作，日晒雨淋已是寻常。
所幸母亲曾是富贵人家的丫鬟，虽非书香门第，却也识得字、读得书。她深知读书改变命运，从李进牙牙学语起，便一字一句教他识字明理。
正因这份坚持，李进自小便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底子。再加上天资聪颖，宋应星一见之下，便认定他是可塑之才。
这少年为人沉稳，行事低调，从不炫耀才学，也从未听闻他在背后议论同窗。
即便才华出众，依旧谦逊有礼，待人接物皆有分寸。
这正是朱由校最欣赏的地方。
这位帝王用人向来只看两点：一是真才实学，二是品行端正。
李进恰好两者兼备。他自己也清楚，皇帝对他寄予厚望，因此更加勤勉，常与学院中的师长彻夜论道，研习经义。
由于出身贫苦，他亲身经历过苛捐杂税下的挣扎求生，对那些横行乡里的地主豪强心中自有愤懑。
朝廷接连出手整治，令他拍手称快。
尤其是“永不加赋”的政令颁布后，他对这位年纪相仿的君主愈发敬佩。他知道，这道旨意背后，是对万民疾苦的体察。
生于江西乡野，家乡灾荒较少，尚能勉强糊口。但来到京师之后，亲眼所见民间困顿，方知大明江山已风雨飘摇。
辽饷压顶，百姓不堪重负，许多人家卖儿鬻女，只为换一口活命粮。
而如今，有一位愿意改革弊政、敢作敢为的皇帝站了出来，这难道不是天下读书人之幸？
若非皇明学院开科取士，广纳寒门子弟，他李进此刻恐怕仍在田埂上挥锄耕作。别说进京，怕是连县城都未曾踏出一步。
单凭这份知遇之恩，他也愿倾尽全力，不负此生所学。
为苍生谋利，为社稷效力，是他立下的志向。
当朱由校问及科举之事，李进的回答坚定而有力：
“院长放心，学生必然不会辜负院长厚恩的，学生也必然会报名参考科举大试，学生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皇明学院！”
望着眼前这个目光灼灼的年轻人，朱由校心头微动，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好，有此雄心壮志，也不愧是朕看上的人才，朕就等着你的考卷，出现在朕的御案上，朕一定会仔细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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