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用具体案例和数据，瞬间让所有大臣，包括持重如韩琦者，都直观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解决方案，具体可行：“为革此弊，臣愚见，不必更张制度，可于三司内部，行‘职事官’试点。”他提出了核心建议：
“定岗定责”：“请旨于盐铁、度支、户部三案之下，依实际事务，设‘某某案主事’、‘某某库勾当’、‘某某务提举’等明确职事官称。
每一职事，明确其权责、上下统属、考核标准。使人人知所司，事事有主者。”
“以实代虚”：“现有官员，按其才具、原寄禄官品阶，对号入座，充任这些职事官。
其俸禄、赏罚、升迁，皆以其所任‘职事’之绩效为准，逐步淡化其原有‘官’之虚衔影响。”
“严格控制”：“此举仅在三司内部试行，不涉他司，不增员额。
为期半年或一载，以观后效。若果有成效，再请陛下与诸位相公议定，是否推及它处。”
预留后路，请求监督：“此事关乎国本，臣不敢专断。伏请陛下，敕派重臣（如曾相）或台谏官，随时稽核试点成效。
半年之后，是续是停，是推广是废止，恭请陛下圣裁，并付政事堂、枢密院共议！”
韩绛的奏对，极其高明。他将一场可能引发意识形态大战的“官制改革”，包装成了一个三司内部的“管理流程优化”试点。
方案具体、稳健，且充满了“实验性”和“可逆性”，让反对者一时难以找到强硬的攻击点。
韩绛奏毕，朝堂之上一片寂静，旋即响起低声议论。很快，质疑声起。
首先发问的是冯京。他刚受褒奖，态度谨慎，问题切中实务：
“韩相之议，思虑周详。然冯某有一虑：三司官员，寄禄官阶高低不同。
若以‘职事’定责，则一从八品下的承务郎，可能主管一重要案牍，而一正六品上的朝奉郎，反为其副贰。
此于朝廷礼制、官员体统，恐生紊乱，易生抵触。此事当如何化解？”
此问极其尖锐，直指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核心。
韩绛从容应对：
“冯漕司所虑极是。此确为难点。臣意，可双轨并行：
其一，职事安排，首重才能，不拘品阶。
其二，其俸禄、章服、班序等候遇，仍暂依其原寄禄官品阶。待其在新职事上考绩优异，再依常例磨勘升转其寄禄官阶。
如此，以职事练其才，以旧阶安其心，以考绩定其升，或可平稳过渡。”
冯京听罢，微微颔首，不再多言。韩绛的方案，在现实与理想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此时，一直沉默的宰相韩琦缓缓开口。他的问题，更加宏大和根本：
“子华（韩绛字）之议，就事论事，可谓良法。
然老夫有一问：我朝官、职、差遣分离之制，行之百余年，虽有滞塞，然亦有其维系政体、安抚士人之功。
今若于三司内部强分职事，恐开‘循名责实’之先例。他日若推而广之，天下官员，是否皆需如此？届时，震动是否太大？”
韩琦的目光，已超越了三司，看到了制度变革可能引发的全局性、长期性影响。
赵顼此时亲自接过话头，回答道：
“韩相老成谋国，所虑深远。朕之所以欲自三司始，正因其为理财之技术性衙门，而非牧民理政之守官。
于此试点，影响可控，成效易见。至于天下百官，制度牵涉甚广，非可轻动。
朕今日之意，仅在疏通国家财脉之枢机，绝非欲顷刻颠覆百年之成宪。
日后是否推广，如何推广，非经政事堂、枢密院深入详议，朕绝不轻下决断。”
皇帝的回答，给韩琦吃了一颗定心丸：改革仅限于三司，是技术性的，且最终决策权仍在他们这些重臣手中。
吕惠卿和曾布作为新锐，则在此时适时站出来，从执行层面补充了一些细节，以证明方案的可行性，但他们谨守本分，并未过度激辩。
经过一番问答，主要的疑虑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解答。
虽然并非所有人都真心赞同，但在皇帝明确的意志和韩绛周全的方案面前，公开的反对声浪并未形成。
赵顼见时机成熟，最后进行总结定调：
“诸卿所议，皆出自公心，朕心甚慰。三司之弊，确已非改不可。韩绛所陈，条理清晰，举措稳妥，既存革弊之志，亦兼稳健之策。”
他目光扫过韩琦、曾公亮、冯京等人：
“东南新稳，乃国之福。然国库之源，在于三司。
源流不畅，纵有苏、冯二卿这般干才，亦难为无米之炊。故此试点，势在必行。”
“朕意已决。便依韩绛所奏，于三司内部，试行‘职事官’厘正之制。
着三司使韩绛总领其事，盐铁判官吕惠卿、户部判官曾布协理。务求职责明晰，效率提升，而人心安定。”
“特谕：试行期间，凡三司事宜，仍依旧制呈报政事堂、枢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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