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赏三军的浩荡皇恩,其影响远不止于让受赏将领们加官进爵、光耀门楣。它更像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洪流,以长安为中心,向着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奔腾而去,所过之处,将皇帝李渊的威望冲刷、抬升到一个令人目眩神迷、近乎神话的恐怖高度。鼎沸二字,已不足以形容此刻的境况,那是一种如同烈日熔金,炽烈到极致,将一切质疑、杂音乃至阴影都彻底蒸发、只留下纯粹光芒与炽热的无上威权。
在帝国的权力中枢,这种变化几乎是以一种肉眼可见的方式发生着。往日的太极殿朝会,纵是皇权至上,也难免有世家门阀出身的老臣,依仗着千年积淀的底蕴与清望,在政见不合时或迂回进言,或据理力争;亦或有那自诩忠耿、以“文死谏”为荣的御史言官,敢于抛出些逆耳之言,搏一个直臣之名。然而如今,当李渊高踞御座之上,目光平静地扫视下来时,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唯有绝对的恭敬与顺从。那目光之中,不仅蕴含着帝王的威严,更深藏着渭水河畔引动风雷、一拳轰杀敌酋所带来的、非人般的威慑。大臣们奏事时,无不是字斟句酌,言语精炼至极,将事务的核心与建议清晰地呈现,绝无半句赘言,更不敢有丝毫试探或拖延。每一次“陛下圣明”的附和,都发自肺腑,带着深深的敬畏。皇权与神权,在这位帝王身上完美融合,产生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和魅力,让所有身处其间者,只能选择彻底的臣服。
帝国的政令,从未像此刻这般畅通无阻,如臂使指。无论是关于北伐封赏的繁琐细则落实,还是减免赋税、发卖缴获牛羊以惠及百姓的具体执行,从中央的三省六部到地方的州县衙门,其办事效率快得惊人。各级官吏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无形的紧迫感,无人敢在这“天可汗”仿佛无所不在的注视下,行那阳奉阴违、推诿塞责、乃至贪墨克扣之事。长安发出的每一道旨意,都仿佛被赋予了某种神奇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向着帝国的毛细血管渗透,整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正以前所未有的精准与高效,轰然运转。
而民间,这场由胜利和恩赏点燃的狂热,更是演变成了一场自发性的、持续蔓延的造神运动。长安东西两市的茶楼酒肆、勾栏瓦舍,所有的说书人都在不约而同地讲述着同一个主题“渭水之战·天可汗神迹录”。故事被不断加工、渲染,变得越来越离奇夸张:有的说陛下乃紫微帝星临凡,是真龙天子,呼吸之间便能调动天地元气;有的信誓旦旦地描述陛下口吐真言,言出法随,顿时风雷大作,无数金甲神兵自云中降下,杀得突厥人魂飞魄散;更有甚者,赌咒发誓说在决战之夜,曾亲眼望见皇宫之上有万丈金光冲天而起,一条五爪金龙盘旋长啸,龙目如炬,俯瞰长安……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却恰恰击中了百姓最朴素的英雄崇拜心理和对太平盛世的殷切渴望,引得场场爆满,铜钱打赏如雨点般落入说书人的铜盘之中。
市井坊间,百姓的日常交谈,“天可汗”已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小儿嬉戏,最流行的不再是将军打仗,而是争相扮演“李陛下”,模仿着“一拳打出,雷电交加”的样子。酒肆之中,猜拳行令的俚语也悄然换代,“天可汗、镇八方!”、“风雷动、全喝光!”等新颖的酒令层出不穷。更有一股暗流在涌动:许多画匠临摹的李渊画像(尽管大多失真),被百姓们争相请购回家,虽技艺粗糙,却被郑重其事地悬挂起来,甚至有人早晚焚香祷告,将其与灶王爷、门神并列,祈求“天可汗”陛下保佑家宅平安、五谷丰登。
这股崇拜的狂潮,迅速超越了长安的地界,如同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一波波向外扩散,席卷整个关中平原,进而冲击着山东、河北的士林乡野,甚至连刚刚抚定的江南之地,也开始流传起“天可汗”的威名。通往帝都的各条驿道上,除了传递公文的驿骑,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来自地方州县、乡绅耆老甚至民间行会集体呈递的“贺表”。这些贺表辞藻极尽华丽,内容无非是感念陛下神武,扫清边患,恩泽苍生,祈愿陛下圣体安康,万寿无疆。它们如同冬季的雪片,源源不断地飞入中书省,在衙署的廊下堆积如山,成为李渊声望达到鼎沸之境的最直观、最庞大的物证。
这一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一场规模空前、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的盛大傩戏与社火表演,在长安城南风景秀丽的曲江之畔拉开帷幕。消息早已传开,方圆数十里的百姓扶老携幼,纷至沓来,曲江沿岸已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喧闹之声直上云霄。
锣鼓铙钹敲得震天响,巨大的傩戏面具光怪陆离,扮演着各方神灵与邪魔。踩高跷的艺人装扮成威武的大唐府兵和狼狈逃窜的突厥骑兵,做出各种滑稽又解气的搏斗动作。然而,所有节目的焦点,都是一支由上百名精壮汉子共同肩扛绳拉、缓缓行进的巨型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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