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赵建军还讲了个故事：古代有个文人，走到哪儿都爱跟读书人辩论，就为了学新东西。有一回，他遇到个人说些没道理的话，可周围人怕那人有钱有势，都跟着附和。文人见状，赶紧作揖说：“是我多嘴了，打扰各位，我先走了。”旁人纳闷，追上去问他为啥走。文人说：“该跟他聊的人不聊，是错过人才；不该跟他聊的人瞎聊，是说错话。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不走等着干啥？”
姜山固听完这话，心里豁然开朗。这些知青都佩服文人的耿直，把这故事传得到处都是，后来还成了他们交友的规矩——跟懂书的人多聊，跟不懂的人少费口舌。
正听得入迷，赵建军突然转身从屋里的书架上抽出本厚厚的《鲁迅全集》，“啪”地扔到姜山固怀里。姜山固一接，差点没抱住，那书沉甸甸的，封皮都被翻得有些磨损了。赵建军指了指姜山固口袋里露出来的杂志，摇摇头说：“你这杂志啊，看着热闹，其实没多少真东西，顶多算个趣闻集。我这《鲁迅全集》才是真能给你补营养的！”
姜山固赶紧把杂志掏出来，是本《大众电影》，还是他从公社供销社租来的。赵建军扫了一眼，又说：“想借我这书也行，有个条 ——看完得在书里写心得。一篇心得算一天，最多借你三天，到时候必须还回来！”姜山固连忙点头，抱着书跟得了宝贝似的，连声道谢。
等他回了自己大队，跟知青们一说这事儿，王建军才告诉他：“这有啥新鲜的？邻队早就这么干了！以书易书，还得写心得，好多大队的知青都这么玩呢！”姜山固这才知道，原来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知青圈里早就流行起了这种看书的规矩。
后来他才明白，知青们这么喜欢换书看，跟一句外国名言有关系。这话是英国一个叫萧伯纳的剧作家说的：“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换完还是一个；可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换完就有两个了！”
有人不解，说咱们中国有那么多老祖宗的道理，为啥要学外国人的话？姜山固却觉得，不是大家崇洋，是那时候日子太闷了，山里消息又闭塞，年轻人心里都憋着股劲儿，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想找点能让心里亮堂的东西。
就像知青们常说的，伟人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时候缺书缺得厉害，大家跟饿肚子似的，就盼着能多看点书。原来的学校都停了课，老祖宗的古文又难，年轻人看不懂；五四运动后的白话文呢，又常被当成“异端”，不让看。倒是解放后翻译的外国书，悄悄在民间传着，成了宝贝。
这些外国书好懂，里面还讲好多有意思的故事，有讲爱情的，有讲奋斗的，还有讲怎么做人的。虽然那十年里，翻译外国书的人少了，可还是有两种书能看。
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大多是苏联的书，比如高尔基的《母亲》，还有朝鲜、越南的小说，像《朝鲜短篇小说选》《火焰》，都是讲革命或者知青下乡的。
另一种就隐秘多了，是内部发行的“白皮书”，或者登在《摘译》上的，都是苏美日的当代小说，说是让大家批判用的，可知青们都偷偷看，还觉得这些书比公开出版的好看。
这些书就像藏在地下的泉水，全靠知青们你传我、我传你，才没被埋没。在村里，能看到公开的书就不错了，能拿到这种“内部书”的，那都是有本事的人。
要是有人能随口说句外国书里的话，比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立马能被大伙儿围起来，跟见了高人似的。男知青们更是把这当成本事，觉得能说几句外国名言，就能让女知青多看自己两眼，都争着学。
慢慢的，“以书易书”就成了知青圈里最看重的交流方式。一开始就是简单换书，可后来总有人借了不还，大家就定了规矩：借了必须还，还得按时；书只能在小圈子里传，不能传到外面去。
这些规矩看着简单，却透着股子“说到做到”的劲儿，跟外国人说的 “契约精神” 挺像，知青们都愿意遵守。
可圈子就这么大，书传着传着就都看完了，想找本新书比登天还难。这时候，一个喜欢研究古人类的知青出了个主意：“咱们学老祖宗，以物易书！”
这话一出，大家都觉得可行。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场景：拿几片饼干，能换一天看书的时间；一块面包能看两天；一块肥皂能看三天；要是有双新袜子，能看五天！
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定价，都是凭着感觉来。比如赵建军有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人拿了个白面馒头来换，他觉得划算，就答应了。
后来换的人多了，大家慢慢琢磨出了一套“物价表”，啥东西能换几天书，都有了准数。这么一来，知青们还能互相尝尝家乡的特产——北京知青带来的果脯，上海知青带来的奶糖，广东知青带来的腊肉，都成了换书的 “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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