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六天，丁秋生指尖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师部医院《诊断证明》，指腹因为用力过度，捏得纸张边缘微微发皱、卷起毛边。
怀里贴身揣着一瓶棕色玻璃瓶装的D860降糖药，瓶口用洗得发白的粗布手帕层层裹紧，又塞进缝在内衣内侧的小布袋里压实，生怕路途颠簸磕碎瓶身、撒掉半粒药片。
他踩着兵团驻地坑洼不平的土路往回走，脚步轻得像是踩在云端，浑身都透着藏不住的轻快，整个人几乎要飘起来，心底的狂喜压都压不住。
在他眼里，这瓶不起眼的廉价降糖药，根本不是治病的药剂，而是他挣脱云南边疆苦寒、逃离知青插队命运、重返繁华上海的唯一通行证。
早在出院前一晚，他就借着病房昏暗的煤油灯，提前写好了一份全休一个月的请假条。
字迹写得工整规矩，没有一丝潦草，反复对折成方正的小方块，边角捋得平平整整，和盖着医院鲜红公章的诊断证明叠在一起，妥帖放进帆布公文包最内层。
收拾妥当，他径直去找了管人事的干事小方。
递材料的瞬间，他刻意垂下眼皮，微微蹙起眉头，单手虚扶着后腰，肩膀微微塌着，刻意压低脚步，装出一副体虚乏力、连站久了都费劲的病弱模样。
可低垂的眉眼遮住了他眼底翻涌的亢奋，胸腔里的心脏砰砰狂跳，每一下都在呐喊：成了，第一步稳了！
只要走完这一步，他谋划已久的病退之路，就稳稳踏出了最关键的一半，离回沪的目标又近了一大截。
从这天起，丁秋生彻底过上了一种外人看着孱弱闲散、自己却无比踏实惬意的日子。
他依旧每天准时到岗，从不迟到早退，表面上兢兢业业，半点不敷衍工作。
日常依旧是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文件、誊写报表、接听专线电话，都是最轻省的文职活计，半点重活都不沾。
可他的心境，和从前早已是天差地别。
从前坐办公室，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脑子里时时刻刻盘旋着焦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看不到头的插队生涯？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思夜想的上海城？
那种无根漂泊的惶恐、困在边疆的绝望，日夜缠在他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
但现在不一样了。
如今他每安稳待一天，就意味着病退手续往前推进一分，每多熬一个朝夕，就离家乡更近一步。
整个兵团驻地的领导和同事，全都听说了他患上糖尿病的事，人人都说是难得的“富贵病”。
在这个人人面朝黄土、靠体力挣工分的兵团，不用干活还能养病的病，在众人眼里格外金贵。
所有人都默认，他早晚要走病退流程回上海，没人会刻意为难他，反而处处格外关照。
办公室打印红头文件，有热心同事主动接过他手里的活，不让他费一点力气。
营里有跑腿送信的杂活，大家都会下意识绕开他，生怕累到他的身子。
就连往日里最严苛、最爱抓考勤挑毛病的老领导，每次路过他办公桌，都会停下脚步，语气温和地多问一句：“小丁，身体今天好些没？别硬撑，不舒服就歇着。”
丁秋生心里跟明镜似的通透，他太清楚这份优待是怎么来的。
这是他用一张伪造的诊断证明换来的短暂安稳，是返乡前最后的缓冲期，半点差错都不能出。
所以他格外珍惜这段日子，哪怕手头的工作再琐碎、再无聊，也做得一丝不苟、毫无纰漏。
甚至比没生病之前更加勤恳踏实，任劳任怨，眼里有活、手里有事。
他就是要装出一副老实本分、因病拖累的可怜模样，不与人争、不惹是非，绝不留下任何作风问题、工作纰漏的把柄，只求稳稳当当走完最后这段路，顺利拿到病退批复。
但他心里比谁都清楚，病退的审批流程，远比表面看起来繁琐百倍。
从营级初审、团级复核、师级终审，再到对接云南农垦总局、辗转上海知青办，层层关卡、环环相扣。
跨两省、多部门来回流转，一纸手续动辄就要耗时数月，稍有不慎就会被卡住退回。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青，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根本左右不了审批进度。
只能按捺住性子苦苦等待，可骨子里积压数年的急切，让他根本坐不住、静不下来。
他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找合适的机会在领导面前旁敲侧击，吹吹耳旁风，悄悄催促手续进度，生怕哪个环节被搁置、被遗忘。
或许是他的执念太过深重，也或许是老天真的想帮他一把。
就在他从师部医院回来的第三天，收发室送来一摞积压大半个月的旧报纸。
泛黄的报纸带着油墨和纸张受潮的霉味，整整齐齐码在木质收发柜的角落，无人问津。
办公室其他人都懒得翻看这些过时的旧报，唯独心里藏着盘算的丁秋生，随手拿起来翻了几页。
可就是这随意一翻，一则刺眼的标题，瞬间牢牢锁住了他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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