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冶指尖死死攥着那张薄薄的纸质通知书，指腹反复摩挲着纸面凸起的烫金校名，还有右下角鲜红清晰的高校公章，粗糙的纸张纹理硌着指尖，带着实打实的重量。
心底翻涌的后怕与庆幸狠狠交织、冲撞，堵得他胸口发闷，酸胀感一路冲上眼眶，让他眼底不受控制地泛起一层湿热的雾气。
他微微仰头，望着办公室泛黄的石灰天花板，喉结狠狠滚动了两下，压下了险些涌上的哽咽。
若是时间倒回几年，若是当初他一时糊涂听了旁人的闲话，没有坚守大哥的叮嘱，他此刻大概率早已窝在老家的小县城，守着一门技校手艺谋生，这辈子都触碰不到大学的门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标语被红漆一遍遍刷在中小学的外墙上，印在每本课本的扉页边角，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是那个年代最振奋人心的信仰。
年少的傅冶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从未有过半分懈怠。
当年大哥那句铿锵有力的“要读高中，将来才能考大学”，像一颗饱满坚韧的种子，稳稳落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支撑着他熬过无数清贫苦寒的日夜。
“上大学、涨知识”，这六个简单朴素的字，成了他整个少年时代最坚定、最纯粹的执念，清晰透亮，从未褪色。
1966年，傅冶顺利高中毕业，彼时的他身姿挺拔、意气风发，是同龄人里最拔尖的读书人，距离唾手可得的大学梦只有一步之遥。
整整三年高中时光，他从未有过一日松懈，每个深夜都靠着一盏煤油灯苦读，灯油耗尽是常事，灯烟熏得鼻孔发黑、指尖泛黄，被褥边角也常年沾着洗不掉的煤油味。
他以为熬过寒窗苦读，就能顺利踏入大学校园，以为自己的未来一片光明。
可时代惊雷骤然炸响，轰轰烈烈的风波席卷全国，高考骤然取消，所有学子的升学之路被硬生生斩断。
傅冶积攒数年的所有憧憬、付出与期盼，在一瞬间轰然破碎，连一丝挽回的余地都没有。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个人的努力在时代洪流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
岁月匆匆流转，一晃便是六年，直到1972年，停滞多年的大学终于重启招生，给无数失意学子重新点亮了一丝希望。
可新的招生规则，却瞬间浇灭了傅冶心底刚刚燃起的火苗，让他从头凉到脚。
彼时招生不看分数、不看学力，只凭单位推荐、校企协商选定，唯有出身干净、表现优异的工农子弟，才有资格成为人人艳羡的工农兵大学生。
想要拿到这珍贵的招生名额，两条硬规矩缺一不可，没有任何通融的可能。
其一便是根正苗红、家世清白，其二是工作拔尖、业绩过硬，在单位有口皆碑。
第二条标准，傅冶扪心自问，绝对不输任何人，底气十足。
早年下乡插队的日子里，他从不拈轻怕重，别人偷懒耍滑、躲懒歇息，他永远埋头苦干，耕田插秧、挑粪收割样样冲在最前，踏踏实实熬满了插队年限，还获评优秀共青团员。
进入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作后，他更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干翻沙工时，高温熔炉炙烤得人脸颊脱皮，铁屑滚烫刺鼻，他整日守在车间，手上磨出层层厚茧，从未喊过一声苦、叫过一声累。
调任宣传干事、进入编辑部后，他笔耕不辍，写稿、组稿、采编样样精通，经手的稿件零差错，多次获评厂里的先进个人，口碑、能力在全厂都是数一数二。
可即便他拼尽全力做到极致，一次次的大学推荐名额，依旧次次与他擦肩而过，连边都沾不上。
其中缘由，傅冶心里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憋屈、无奈，却无力改变。
他缓缓低下头，五指紧紧攥拢，掌心被指甲掐出深深的月牙印，指节用力到泛白，声音低沉沙哑，裹着化不开的酸涩。
“还能有啥原因？终究是家庭出身不好，够不上根正苗红的硬标准。”
傅冶的祖辈在解放前，是乡下有良田、城中有商铺的人家，按照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妥妥的剥削阶级家庭。
在阶级斗争抓得极严的那些年，这样的出身就是一道天堑，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死死横亘在他的大学梦之前。
无论他付出多少努力、做出多少成绩，只要出身这一条不合格，就会被直接一票否决。
他眼睁睁看着身边资质不如自己、努力远不及自己的同事、同乡，凭着干净的出身顺利拿到推荐名额，踏入大学校园。
心底的羡慕、委屈、不甘层层堆叠，像一根生锈的细刺，常年扎在心头，拔不掉、消不散，每一次想起，都闷得人心口发疼。
他无数次在深夜自我宽慰，也无数次彻底失望，渐渐以为，自己的大学梦这辈子都只能是一场遥不可及的空想。
这份深埋心底的执念，早已在数年的屡屡落空里，慢慢沉寂、近乎熄灭。
可此刻，这张突如其来的录取通知书，像一束刺破沉沉黑夜的强光，猝不及防撞进他灰暗平淡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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