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五月的凌晨总裹着层湿冷，像浸了水的棉絮，黏在人皮肤上，甩都甩不掉。我盯着出租屋发霉的天花板，墙皮剥落的地方像块溃烂的疤，冷汗把枕套洇出片深色，带着股铁锈味。
刚做的梦还在眼前晃，黏得像没干的胶。
梦里的堂屋比记忆中暗，灵棚的黑布幔子垂到地上，扫过脚踝时凉飕飕的，像有人在扯我的裤脚。二伯躺在堂屋正中的棺材里，红漆棺盖敞着条缝，他穿着那身深蓝色的寿衣坐起来，盘扣蹭得棺材板“沙沙”响，像蛇在蜕皮。
“三丫头，”他的声音带着点痰音，比平时哑了八度，嘴角好像还沾着点黑灰，“你姐们不在，这事得你盯着。”
我想喊“二伯你咋坐起来了”，喉咙却像被浆糊粘住，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二伯的脸是青灰色的，眼窝陷得能盛水，颧骨上有块暗紫色的斑——那是他年轻时被牛顶的旧伤，平时不明显，此刻却像块淤青，透着股死气。
他抬手往墙角指，枯瘦的手指关节突出，指甲缝里还嵌着点黄土，和他平时下地干活的样子一模一样。“账本子在箱底，铁盒子里的钱够办事，”他顿了顿，像是在想什么，喉结动了动，“欠老张家的二十块记得还，他儿子下月娶媳妇，别让人说咱老李家差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墙角的旧木箱锁着，铜锁在昏光里闪着冷光，和现实里的一模一样。正想再问，二伯突然弯腰往棺材里躺，寿衣下摆扫过我的脚背，冰得像块铁，还带着股潮湿的土腥气。
“砰”——棺盖合上的瞬间，我听见他在里面轻轻叹了口气，像块石头落进井里，闷声闷气的。
“操！”我猛地坐起来，T恤后背能拧出水，贴在身上像层湿纸。手机在床头柜上亮着，4点17分，屏幕映出我发白的脸，瞳孔里还残留着棺材板的红漆色。
窗外的路灯透过防盗网照进来，在地上投出格子阴影，像口没盖严的棺材。我摸起床头的水杯，手抖得厉害，水洒在床单上，晕开的形状像滩血。
我盯着手机屏上二伯的号码，那是去年春节他塞给我纸条时存的。他当时笑得满脸褶子，手背上的老年斑沾着点饺子馅，“三丫头在武汉上班，有事好联系”。此刻那串数字在屏幕上泛着冷光，像串墓碑上的编号。
指尖划过屏幕，拨通堂哥的电话。听筒里的忙音“嘟嘟”响，一声比一声沉，像二伯敲棺材的动静，敲得我心头发紧。
“喂？”堂哥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沙哑，背景里有婴儿的哭声——他媳妇上月刚生了娃，小侄子总爱在半夜哭闹。
“哥，”我的声音劈了，像被砂纸磨过，“我梦见二伯了......”
“梦见就梦见呗，”他打了个哈欠，气音里混着婴儿的哼唧，“二伯前几天还跟我打电话，说要去割麦子，硬朗着呢。昨天我去看他，还能一顿吃俩馒头。”
“不是，”我攥着手机，指节发白，塑料壳子都快被捏变形，“我梦见他从棺材里爬出来，说我姐们不在，让我管后事......他还说欠老张家二十块，让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传来堂哥的嗤笑，像块冰砸进热水里。“你这丫头，恐怖片看多了？梦是反的，说明二伯身体好着呢。”他顿了顿，声音沉了点，带着哄小孩的语气，“行了，我哄娃呢，挂了。”
忙音再次响起时，我盯着手机屏上的时间——4点20分。窗外的防盗网突然“哐当”响了一声，像是被风吹的，又像是有人在外面碰了一下。
我猛地转头，看见窗玻璃上贴着张模糊的影子，像个人影趴在那里，额头抵着玻璃，留下片白雾。
“谁？！”我抄起桌上的台灯，手心里全是汗。
影子动了动，慢慢往下滑，消失在窗沿下。楼下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像是重物落地，接着是渐行渐远的拖沓脚步声，“沙——沙——”，像有人穿着不合脚的布鞋在走路。
我抱着台灯靠在墙角，心脏撞得肋骨生疼，直到天蒙蒙亮才敢躺下，却再没睡着。
天亮后我去户部巷过早，热干面的芝麻酱糊在嘴上，却尝不出味。隔壁桌的老头在说哪家的丧事办得风光，手里的筷子敲着碗边，“当啷当啷”响，像在敲丧盆。
“说起来邪门，”老头往嘴里塞了口面，面条挂在嘴角，“那老头头天还在打麻将，赢了我五十块，第二天就没了。入殓的时候眼睛闭得不安稳，估摸着有啥没放下......”
我扒拉着碗底的萝卜丁，胃里一阵翻搅。突然想起梦里二伯指的木箱，那是他装种子的旧木箱，红松木的，锁是铜的，钥匙总挂在房梁的钉子上，红绳都磨白了。去年春节我还帮他取过里面的花生种子，铜锁打开时“咔哒”一声，像咬碎了什么硬东西。
“姑娘，再来碗蛋酒？”老板的吆喝惊得我一哆嗦，筷子掉在地上，滚到隔壁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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