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来访带来的心理涟漪尚未完全平复，另一件更为紧迫、关乎人命和未来走向的大事，便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了祁同伟的头顶。根据他脑海中那份来自未来的“剧本”，陈海遭遇车祸、变成植物人的悲剧，就发生在这几天。
他不能再等，也无法再等。拯救陈海，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原主灵魂深处那丝或许存在的愧疚，更是为了他自己能够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陈海若死，侯亮平必将如同疯狗般死咬住汉东的腐败网络不放，而他祁同伟，作为与山水集团、赵瑞龙关系匪浅的公安厅长，绝对是首当其冲的目标。陈海若活，许多线索或许就不会以那种惨烈的方式揭开，侯亮平的调查可能会走向不同的方向，他祁同伟就能赢得更多周旋的时间和空间。
但如何救？这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
直接去找陈海，告诉他有人要杀他？且不说陈海是否会相信他这番“疯话”，单是消息来源就无法解释。难道要说自己未卜先知？那只会立刻被当成精神病，或者引来更可怕的怀疑和调查。更严重的是，这会彻底暴露自己，让幕后黑手意识到计划泄露，从而采取更隐秘、更极端的措施，甚至可能将矛头直接指向他这个“告密者”。
风险太大，不可取。
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间接干预，制造意外，让这场谋杀无法按照原定计划执行。核心目标只有一个：在杀手行动的时间点，让陈海不在预设的地点，或者让杀手无法准时抵达预设地点。
深夜，书房再次成为祁同伟的作战室。他没有开电脑，所有计划都在脑海中和那张摊开的白纸上进行推演。他回忆着原着中的每一个细节：车祸发生的大致时间（下班后）、地点（一段相对僻静的路段）、方式（伪装成意外的货车撞击）。杀手必定是经过了精心策划和蹲点。
他的计划必须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绝对匿名，不能留下任何与自己相关的痕迹；第二，干预方式要自然，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或巧合，不引起杀手及其背后主使的警觉；第三，要确保有效，真正能阻止事件发生。
思忖良久，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在他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第一步，匿名警告，扰乱陈海行程。 这是最关键的一环，只要陈海自己提高警惕，改变行程，杀手的计划自然落空。但警告必须掌握火候，不能过于具体，否则显得像是知情者，容易引火烧身；也不能过于模糊，否则无法引起陈海足够的重视。
他决定采用一种模糊其词、但足以让一个反贪局长心生警惕的方式。
第二天中午，利用午休时间，祁同伟驱车离开公安厅，但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市区一个大型电子市场。他戴着帽子和口罩，混杂在人群中，用现金购买了几张不记名的太空卡（SIM卡）和一个最便宜、毫无特征可言的旧款诺基亚手机。随后，他又绕到老城区，找到一个尚未被完全拆除的、相对偏僻的公共电话亭。
行动时间，他选在下午四点左右。这个时间点，陈海应该还在办公室，但可能即将准备下班。电话打到陈海的办公室座机，而非手机，更能增加一种“官方”或“知情人”的隐秘感。
祁同伟站在电话亭里，深吸一口气，拨通了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办公室的电话。他提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变声器（也是在电子市场买的简易款），夹在喉部。
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传来陈海那熟悉而沉稳的声音：“喂，你好，反贪局陈海。”
祁同伟压着嗓子，用变声器处理过的、略显沙哑急促的声音快速说道：“陈局长，听着！今晚下班直接回家，走大道，别抄近路！有人要对你不利！别问我是谁！”
语速极快，信息明确，但关键细节全部缺失（谁？为什么？在哪不利？）。说完，根本不给陈海任何追问的机会，祁同伟立刻挂断电话，迅速取下电池，将那张只用过一次的太空卡折断，连同那个廉价手机一起，塞进提前准备好的塑料袋里。
他走出电话亭，像个普通的行人一样，沿着老街走了十几分钟，在一个热闹的菜市场门口，将塑料袋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满是烂菜叶和杂物的垃圾桶里。几分钟后，垃圾车就会来将这一切清运走，最终进入焚烧厂或填埋场，彻底消失。
做完这一切，祁同伟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手心全是冷汗。这只是第一步，而且效果未知。陈海会相信这个来历不明的警告吗？以他对陈海性格的了解，这位老同学正直甚至有些执拗，但绝非莽撞之人。对于这种涉及人身安全的匿名警告，他或许不会全信，但大概率会宁可信其有，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只要他今晚不独自走那条僻静的路，或者晚走一会儿，目的就达到了一半。
第二步，物理干扰，拖延杀手行动。 这是双保险。即便陈海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改变行程，也要想办法让杀手无法准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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