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离开后，办公室内重归寂静，只有中央空调系统发出几不可闻的低频嗡鸣。沙瑞金没有立刻回到堆积如山的文件后面，他依旧站在刚才与祁同伟交谈的位置，目光落在那个朴素的牛皮纸文件袋上，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击着。
这份报告，与其说是一叠纸，不如说是一块被祁同伟亲手投入汉东政坛静湖的石头。涟漪已然荡开，而投石问路者，正屏息观察着岸上人的反应。
沙瑞金重新坐回宽大的座椅，身体微微后仰，闭上眼睛，指节抵着眉心。他的大脑像一部高速运转的精密仪器，将祁同伟自病愈复出后的所有言行举止，切割成无数片段，进行比对、分析、溯源。
第一次听说“祁同伟”这个名字，是来自各种渠道的信息碎片拼接而成的形象：能力出众却急功近利，善于钻营，与赵立春家族关系密切，甚至有些不堪的传闻，比如“哭坟”、“刨地”，以及与原配梁璐那桩众所周知的畸形婚姻。这是一个典型的、在某些特定政治生态下如鱼得水，却又隐患重重的“政治明星”画像。沙瑞金初来乍到，对这类干部，本能地带着审慎甚至些许保留的态度。
然而，第一次正面接触，是在全省干部大会上。那个坐在台下、身着警服、神情专注的公安厅长，与他听闻的形象似乎有所出入。那份关于公安工作信息化的报告，观点前瞻，数据扎实，绝非不学无术之辈所能为。这引起了沙瑞金的初步好奇。
昨天的公安厅之行，则是一次更深入的面对面考察。祁同伟的表现，几乎可以称得上“惊艳”。汇报工作条理清晰，数据信手拈来，对现代警务的理解远超同侪。应对提问时，反应敏捷，思路开阔，尤其是关于“严格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的辩证论述，显示出相当的政治悟性和理论功底。整个过程中展现出的沉稳、干练和专业，与传闻中那个谄上骄下、吃相难看的祁同伟，判若两人。
而今天，这份主动递交的报告，则将这种“反差”推向了极致。敢于主动触碰“违规经商办企业”这个系统内最敏感、最容易得罪人、甚至可能引火烧身的问题，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一种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强烈的担当精神。他选择这个时机，这个切入点，精准得可怕。
“转变太大……太突然了……”沙瑞金喃喃自语，重复着田国富刚才的话。这确实是问题的核心。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真的能在短时间内发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吗？
他睁开眼，再次拿起那份报告，这一次，他看得更慢，更仔细。目光掠过那些经过谨慎处理的案例描述、逻辑严密的危害分析、以及颇具操作性的规范建议。文字是思维的载体，这份报告的严谨、克制和内在张力，绝非秘书代笔或临时拼凑所能为，必然浸透着汇报者大量的思考和心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沙瑞金脑海中闪过党的干部政策的核心原则。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过去有瑕疵，就一棍子打死，否定其一切，甚至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祁同伟的转变是真实的，是源于某种深刻的反思和觉悟，那么，这样一位有能力、有思路、且愿意去触碰棘手问题的干部，无疑是汉东眼下亟需的。稳定公安战线，进而撬动汉东沉疴积弊，祁同伟若能真心归附，无疑是一柄利器。
但反之，如果这一切只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一种更高级、更隐蔽的投机呢？沙瑞金的眉头微微蹙起。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而且危险性更大。主动递交这份报告，可能有多重目的：一是“丢车保帅”，牺牲掉一些不重要的小卒，保全自己和核心利益集团；二是“以攻为守”，通过主动揭露一些表层问题，展示“决心”，从而麻痹自己，掩盖更深层次的罪恶；三是“借刀杀人”，想利用省委的力量，去清除异己或打击对手。
哪种可能性更大？沙瑞金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拿起内线电话：“国富，你再来一下。”
田国富很快敲门进来，手里拿着笔记本。
“坐。”沙瑞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将报告轻轻推过去些许，“祁同伟的这份东西，你怎么看？抛开那些套话，说说你最真实的顾虑。”
田国富知道这是沙瑞金需要他扮演好“诤友”和“镜子”的角色。他沉吟了一下，组织语言道：“书记，这份报告本身，质量很高，指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建议也很有价值。这说明祁同伟同志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我的顾虑，主要还是在于……动机和可持续性。”
他顿了顿，继续道：“第一，转变的契机是什么？他病了一场，就能洗心革面？这听起来有些……戏剧性。背后是否有我们不了解的压力或交易？第二，他与赵家，与山水集团高小琴的关系，盘根错节，人尽皆知。这份报告看似指向系统内共性问题，但能否真正触及他自身的核心利益圈？他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还是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第三，他的身边人，比如那个程度，风评一直不佳。他用这样的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另有所图？这些，都需要时间和具体事件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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