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九月,吕辰觉得自己快成一台机器了。
每天早上七点出门,晚上十一点回家,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泡在那个二十来平米的实验室里。
说是实验室,其实更像一个战场。
三个男人的烟瘾是一天一个样,蹭蹭往上涨,吕辰专门买了好几条在实验室里放着抽,一紧张就抽烟,一抽烟就把实验室弄得云山雾罩。
钱兰抗议了好几次,大家把烟掐了,但过不了一个小时,又点上。
后来钱兰放弃了,把办公室的电风扇搬了来,对着窗户猛吹。
吴国华是最稳的那个。
无论多焦躁,他都能坐在案板前,举着放大镜,一根一根地检查那些头发丝细的飞线。
他的笔记本永远摊开着,每一根线的颜色、走向、焊点位置,都画得清清楚楚。
“你这笔记本,赶上阎王爷的生死簿了。”诸葛彪有一次凑过去看,啧啧称奇。
吴国华头也不抬:“这些线要是错了,阎王爷就该来勾咱们的魂了。”
四人就这么熬着。
第一周,他们遭遇了短路。
手工焊接头发丝细的铜线,出点岔子太正常了。
相邻的两个焊盘,被一滴焊锡连在一起,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一上电,某条电源线直接对地短路,电流瞬间飙升。
第一次的时候,吕辰按下开关,就听见“滋”的一声,一股青烟从芯片插座里冒出来。
他手忙脚乱地断电,拔下芯片一看,HX-2A的表面已经烧出一个针尖大的黑点。
三千块钱的芯片,就这么没了。
诸葛彪当场就骂了娘。
钱兰没说话,但眼圈红了。
吴国华默默打开笔记本,在“故障记录”那一页写下:“9月6日,第一次上电,短路,HX-2A烧毁。”
针对这上问题,他们自己动手改装了电源,加装了保险丝和过流保护电路。
再短路,只烧保险丝,不烧芯片。
但这个月下来,保险丝烧了不下二十根。
短路的花样层出不穷。
飞线的外皮被烙铁烫破,裸线碰在一起;焊锡渣子掉在板子上,夹在两条走线之间;甚至有一次,一只小飞虫钻进机箱,正好趴在一组电源引脚上,被电得焦黑。
诸葛彪捏着那只虫子的尸体,哭笑不得:“这也算‘牺牲’了吧?”
电源的坑,一个接一个。
那种变压器加整流加简单稳压的电源,输出不稳定是常事。
好几次,变压器初级电流冲击,导致次级电压短暂飙升,直接烧掉了芯片的保护二极管。
钱兰盯着示波器上跳动的波形,脸色铁青:“这电源比咱们的芯片还不靠谱。”
他们开始给电源加“防呆设计”。
接线端子用不同颜色标记,正极红色,负极黑色,地线绿色。
插头改成只能单向插入的款式,想反着插都插不进去。
折腾了三四天,电源才算稳下来。
但电源稳了,新问题又来了。
“红星二号”有四颗芯片,HX-2A、2B、2C、2D,电源是分开供电的。
上电顺序很重要,必须先给控制芯片供电,再给运算芯片供电,顺序错了,芯片之间的接口就可能“拉死”。
输出端互相较劲,电流猛增,温度飙升。
他们第一次栽在这个坑里的时候,四颗芯片同时发烫,吓得吕辰赶紧断电。
还好发现得早,芯片没烧,但那一整天的测试全废了。
后来他们专门做了个上电顺序控制板,用一个延时继电器,确保A片先上电,等100毫秒,再给B、C、D片上电。
地线回路也是大问题。
刚开始,地线走的“菊花链”,从A片的地接到B片,再从B片接到C片。
结果形成了地环路,不同芯片的地电位不一致,信号传输乱七八糟。
吴国华翻了两天书,画了一张新图,把所有地线单独引回电源的同一个接地点,改成了“星型”连接。
改完之后,示波器上的噪声波形立马干净了一大截。
除了电源,芯片本身的坑更麻烦。
中试线下来的芯片,良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
这意味着每五颗里只有一颗是“完全合格”的。
他们手里的那四颗,虽然通过了初步测试,但谁能保证在装机、焊接、运输过程中没出问题?
也许某颗芯片内部有一条金属化线本来就很细,焊接时的热应力让它断开了。
也许某颗芯片内部有一处氧化层缺陷,本来没事,一通电就被击穿了。
换芯片,成了家常便饭。
第一周,换了两批。
第二周,又换了一批。
到了第三周,中试线那边专门派人来问:“你们到底要多少?再这么换下去,库存都要被你们掏空了。”
吕辰苦笑:“我们也不想换。但这些芯片,真的是‘薛定谔的猫’,不装在机器上,永远不知道是死是活。”
万幸的是,他们最担心的功耗超标问题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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