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主动交互”实验的成功，如同一道强光，瞬间照亮了“高共鸣序列”研究的前路，但也让道路前方更细微的崎岖与更幽深的沟壑显现在众人眼前。陈醒那超越预期的神经响应、直接的概念性感知，以及周立坤教授敏锐捕捉到的、那微弱却意义非凡的“能量回波”，共同指向了一个全新的、激动人心的可能性：“高共鸣序列”携带者，或许不仅能被动接收和解码高维信息，更能通过训练和引导，发展出一种初步的、主动的“回应”或“交互”能力。
然而，如何引导？
现有的实验范式，本质上是将陈醒置于一个高度受控的刺激-反应模式中。如同给一位拥有绝对音感的音乐家播放一个单音，然后记录他大脑的共鸣。但这远远不够。他们需要一套“乐谱”，一套能够系统化、渐进式地引导陈醒内在共鸣潜力，并尝试将其导向更复杂、更可控交互的“训练程序”。
这个重任，再次落在了陈醒和苏青竹的肩上。他们需要基于已有的“能量图谱”理论和首次实验的宝贵数据，设计出一套前所未有的 “定制化能量引导程序”。
这项工作，比构建“能量符文”模型更加困难。后者是基于相对客观的能量状态观测和数学推导，而前者，则需要深入涉足意识、意图与能量交互这个几乎完全未知的领域。
“我们不能再把他仅仅看作一个被动的观测对象，”苏青竹在项目核心会议上强调，目光扫过陈醒、张云帆和周立坤（通过全息投影参与），“我们必须将他视为一个主动的参与者，一个能够通过自身意识状态去影响能量交互过程的协同探索者。”
陈醒对此深表赞同。首次实验后，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那个“坐标”印记之间，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张力”。当能量场关闭后，那种全身心的共鸣感并非立刻消散，而是留下了一种“余韵”，一种隐约的、可以被他自身注意力所牵引的“惯性”。那微弱的能量回波，很可能就是这种内在张力和意识牵引的外在表现。
“我们需要设计一系列渐进式的‘交互任务’，”陈醒提出构想，“从最简单的‘专注共鸣’开始，即仅仅是在能量场呈现时，保持高度的专注和对‘坐标’结构的感知。然后，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阶段。”
他拿起电子笔，在全息白板上勾勒出初步的框架：
阶段一：稳态共鸣强化。 目标是在能量场暴露期间，维持更长时间、更稳定的高伽马波同步状态。这是基础，如同运动员的力量训练。
阶段二：意图引导的注意力调制。 在能量场呈现时，尝试用意识“聚焦”于“坐标”的某个特定局部结构，观察是否能引起对应脑区活动的特异性变化，以及能量场监测数据的相应微调。
阶段三：能量残留感知与初步塑形。 在能量场关闭后的短暂“余韵”期内，尝试主动维持那种共鸣感，并观察是否能通过意识意图，对那微弱的、源于自身的能量回波进行初步的“塑形”——例如，尝试让其持续更久，或者模仿“坐标”结构的某个简单片段。
阶段四（高度假设性）：双向信息流尝试。 如果前几个阶段取得突破，将尝试进行最简单的“问答”式交互。例如，由系统呈现两个极其相似但核心参数略有差异的“坐标”变体，陈醒需在不依赖逻辑分析的情况下，纯粹通过共鸣感知差异，并通过自身产生的能量回波模式（如果可控的话）来进行“选择”或“标识”。
这个框架大胆得令人心惊肉跳。尤其是第三和第四阶段，已经触及了“意识直接作用于物理现实”的边界。
“这……这几乎是在尝试建立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冥想’或‘能量层面的意念控制’。”张云帆惊叹道，语气中充满了兴奋与不确定。
“可以这么理解。”陈醒点头，“但我们的基础是严格的测量和可控的参数。我们不是追求玄乎的超能力，而是在探索一种基于特定遗传和神经生理基础的、潜在的、尚未被科学认知的人体功能。”
接下来的几周，LIR-Lab变成了一个高度专注的“程序设计与模拟”中心。陈醒和苏青竹几乎形影不离，沉浸在能量模型、神经反馈数据和意识科学的交叉领域中。
苏青竹负责将陈醒提出的框架转化为具体、可执行的实验流程。她与张云帆合作，开发了一套复杂的实时神经反馈系统。在实验中，陈醒将能看到自己部分大脑活动（如伽马波强度、特定脑区同步性）的简化可视化反馈，帮助他学习如何更有效地进入和维持特定的意识状态。
同时，她对能量投影系统进行了升级，使其能够生成“坐标”印记的简化变体或局部结构，用于第二和第四阶段的训练。每一个变体都经过严格的能量计算，确保其结构稳定且不会引入不可控的风险。
陈醒则主要负责“内在维度”的探索。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一种特殊的“内省式训练”。他反复回顾首次实验时的感知记忆，尝试在脱离能量场的情况下，仅凭意念去重现那种“直接理解”的状态和那种全身心的“共鸣感”。他记录下自己在不同心理状态（高度专注、放松放空、带有特定意图等）下，进行这种内在模拟时的主观体验和细微的生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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