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奶奶摩挲着丁大柱早年寄回的一张在东北农场拖拉机旁拍的照片，照片已经卷边发黄，上面年轻些的丁大柱穿着臃肿的棉袄，笑容有些僵硬。
奶奶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句：
“云啊……我这心里头，咋老晃悠着大柱那孩子呢？这照片……瞅不清爽了……”
声音飘忽，带着点孩童般的委屈。
姬忠云心里咯噔一下。
老娘这是想人了，想得心慌了。
她二话没说，当天傍晚赶回都梁，连家里灶台的火都没顾上生，就趴在饭桌上，凑着油灯豆大的光亮，给远在东北的大姐一家写信。
信写得急，字迹都有些潦草：
“大姐夫，娘念叨着想你了，老瞅你那旧照片……得空，拍张新的捎回来吧？娘眼神越发不济了……”
写完最后一个字，吹干墨迹，她长长舒了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顶顶重要的大事，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她把这封沉甸甸的信，连同对老娘无边无际的牵挂，一起投进了墨绿色的邮筒。
这封信将跋涉千里，去抚慰另一颗同样在异乡风雪中飘摇的心。
姑父丁大柱用炭笔在炕桌上划下的那一道道粗粝的痕迹，仿佛带着某种奇异的魔力，渗进了小姬庄这户在艰辛路上跋涉人家的骨血里。
那些被分配了“自养”任务的名字，不再是模糊的面孔，而成了一个个在泥泞中挣扎前行的、具体的、带着重量和温度的人。
永海变了。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放学路上和同学追逐打闹，或对着河滩发呆。
他把姑父那份“自养账”，用铅笔一丝不苟地抄写在语文课本的扉页上。
那歪歪扭扭的字迹，像一道道符咒，也像一根根鞭子。
课本扉页原本印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色标语，如今被永海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覆盖了：
“永海——书必须念好——养一半”。
这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几乎要穿透纸背。
每天打开课本，这行字就像针一样扎进他的眼睛。
放学铃声一响，他抓起书包就往外冲，不是回家，而是直奔河滩、沟渠。
他找到正在弯腰割猪草的永英。
二姐瘦小的身子几乎要被那硕大的背篓压垮，冻裂的手握着镰刀，动作因为疼痛而有些笨拙。
永海闷声不响地夺过镰刀，镰刃划过枯草和刚冒头的嫩芽，发出急促的“唰唰”声。
他割得又快又狠，仿佛在和谁较劲，汗水很快浸湿了他单薄的旧棉袄后背，混着泥土，结成了硬壳。
背篓很快被粗硬的猪草填满，沉甸甸地压在他同样单薄的脊梁上。
永英跟在他身后，看着弟弟突然变得沉默而有力的背影，冻得发青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终究只是默默捡起他割下散落的草叶，紧紧跟上。
永兰的缝纫机踏板，踏动得更加急促了，像上了发条。
那台老旧的“蝴蝶”牌缝纫机，在每一个漫长的深夜里，发出单调而固执的“嗒嗒嗒嗒”声，穿透薄薄的土墙，在寂静的村庄里回响。
油灯昏黄的光晕下，她红肿的眼睛死死盯着针脚，手指因为长时间捏着针线而麻木僵硬，那条病腿在矮凳下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
邻村一个大婶看她手艺扎实，价钱又便宜得让人心酸，私下里悄悄给她揽了些给村里民兵做训练服的活儿。
布料是粗硬的劳动布，针脚要求又密又结实，极费工夫和力气。
永兰一声不吭地接下了。
连续几个通宵，那“嗒嗒”声几乎没有停歇。
清晨，当弟妹们揉着眼睛醒来，总能看到大姐依旧伏在缝纫机上的身影。
肩头落着一层细密的线头，脸色苍白得像糊窗户的纸。
只有眼睛里布满了蛛网般的红血丝，像燃烧着两簇不肯熄灭的幽火。
她用这燃烧自己换来的角票，换来了一本用粗糙黄纸印刷的《新华字典》。
当她把那本散发着油墨味、沉甸甸的字典放在全家人吃饭的破炕桌上时，谁也没说话。
父亲姬忠楜粗糙的大手在上面重重地、缓慢地抚摸了一下，留下几个清晰的泥指印。
母亲昊文兰别过脸去，又是一阵压抑的咳嗽。
永海则死死盯着那深红色的封面，像看着一座通往未知世界的桥梁。
大姑姬忠兰和姑父丁大柱带着东北的风尘来了，又带着对这片贫瘠故土的无限牵挂匆匆离去。
人虽走了，那根牵挂的线却穿越千山万水，从未断过。
邮递员那辆绿色的自行车铃声，成了姬家小院每月最动听的期盼。
东北来的包裹，带着大兴安岭深处松木和冻土的凛冽气息。
有时是几包晒得干透、散发着浓郁山野香气的蘑菇、木耳；
有时是几块硬得像砖头、却能顶饱的玉米面大饼子；
更多的时候，会夹着一封丁大柱亲笔写的信。
信纸是农长的稿纸，字迹遒劲有力，像他的人一样硬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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