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天！姬永海仿佛长在了那片坚硬的河堤上。
那双曾经灵巧的手掌，此刻已被岁月的风霜磨得粗糙如石，结满了厚厚的血痂，血水与汗水交织在一起，粘在那柄铁镐的柄上，冻成暗红色的冰碴。
嘴唇干裂出血，脸上被寒风和飞扬的尘土划出细密的血痕。
然而，他那双眼睛，却如经火淬炼的炭火，愈发明亮锐利，穿透了疲惫与污垢，仿佛能洞察一切艰难的真谛。
这五十八天里，他带领的突击队在冻土上攻坚克难，咬紧牙关完成了那段被视为“硬骨头”的工程。
无论是进度还是质量，都远远领先于其他队伍。
验收那天，公社书记拍着他结实的肩膀，沉声赞许：“好小子！你是块好钢！福缘大队这面旗，没倒！”
那一刻，姬永海心中一暖，仿佛那面旗帜在风中迎风飘扬，鼓舞着所有人。
他不仅是突击队的队长，更在返恒丰生产队后，担任起记工员的职责。
每到傍晚，工余时分，社员们拖着疲惫的身躯逐渐散去，姬永海便蹲坐在打谷场边的石磙旁，借着天边那一抹残余的微光，翻开那本厚重油腻的工分簿。
他用那只缠着胶布、破旧不堪的钢笔，蘸着廉价的蓝墨水，逐字逐句，细心地记录着每个人当天的工分：张三，挖沟，十分快；李四，运肥，九分；王五，犁地，十一分……
手指冻得僵硬，但写出的字迹却一丝不苟。
油灯下，他还要逐一核对全队几十号人的工分，确保无误。
那摇曳不定的油灯火苗在狭小的空间里跳跃着，将他的侧影投在土墙上，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烟袋锅中劣质烟草散发出辛辣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清脆的声响在夜色中格外悦耳，像是一首静谧的夜曲。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未亮，他便用粉笔将前一天的工分明细写在仓库那斑驳的土墙上。
白粉笔的字迹在灰黄色的土壁上格外醒目，仿佛一份无声的公告，也像一面照妖镜，让那些试图浑水摸鱼、偷工减料的心思无处遁形。
清新的晨风拂面，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从这一笔笔公开透明的工分中，渐渐树立起了正气和公正。
他依然是生产队的农技员。
春播时节，他卷起裤腿，赤脚踏在冰冷刺骨的秧田里，亲自示范新学的“带土移栽”技术。
泥水浸湿了他的小腿，冰凉刺骨，却挡不住他那一份对土地的热爱。
他小心翼翼地将一撮嫩绿的秧苗从秧盘中取出，带着一小块护根的泥土，稳稳地栽入经过细心平整的水田中。
他抹了抹脸上的泥点，抬头对围观的乡亲们大声讲解：
“看清楚了没？根要护住！带土移栽，不伤根，长得快！
这法子比老办法管用，一亩地多收几十斤都不成问题！”
他还是大队水稻育种的负责人。
盛夏时节，试验田里的稻穗开始抽穗扬花。
他顶着炽热的阳光，在田埂上来回巡视，像一位守护稻谷的老农。
弯腰细看每一株稻穗的结实情况，手指轻轻拂过沉甸甸的谷粒，眼神专注得仿佛在检阅一支即将出征的精兵。
每一片稻叶，每一粒谷粒，都凝聚着他的心血。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还是县广播站的“土记者”。
夜深人静时，当整个村庄沉浸在梦乡中，只有虫鸣和偶尔的犬吠声，他还在那盏摇曳的油灯下铺开稿纸，记录着乡亲们的故事。
他写下了《福缘大队科学种田初见成效》，写下了《北三河工地上的青年突击队》，还写下了《一位老农的麦田经》。
他用朴实的文字，把白天在田埂、工地、炕头听到、看到的故事，用泥土的气息和汗水的咸味记录下来。
稿子寄出去，有时变成县广播站喇叭里带着电流杂音的声音，有时成为地区小报上一个豆腐块大小的铅字。
当乡亲们在广播里听到“通讯员姬永海报道”时，总会有人啧啧称奇：
“看人家永海，真是个能写会说的好手！”
渐渐地，一些闲言碎语也开始在耳边飘荡。
“永海啊，你这党员牌子，真是金贵着哩！你看看大队部那些人，会计、营长、治保主任……哪个不是干部？哪个像你这红本本亮堂？”
有人调侃着，带着几分羡慕和敬佩。
姬永海正啃着水桶里的凉玉米饼，听到这些话，抬起头，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咽下嘴里的干涩，灌了一口凉水，平静地说：
“二叔，我入党那会儿，曾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那誓词里头，可没说入党是为了当官、捞好处。
入党，是为了为老百姓办事。”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远处连绵起伏的田野。
“组织上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只要组织信得过我，我就拼命干；如果觉得我还不够资格，我就老老实实做个普通社员，种好地，记好工分，为咱们恒丰小队出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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