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一年的腊月，北京城笼罩在节前的忙碌与一场前所未有的舆论漩涡中。
万商会“风行”自行车代理网络的火爆签约、“海洋开拓基金”的设立，以及皇帝下旨开放三处通商特区的消息，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激烈的反响。支持者欢欣鼓舞，视之为富国强兵的新希望；而反对者，尤其是那些深受传统理学熏陶、秉持“重农抑商”、“贵义贱利”观念的清流言官，以及部分利益可能受损的旧有势力，则深感不安与愤怒。
一场围绕“利”与“义”、“国”与“民”、“海”与“陆”的大辩论，在朝堂之外先行发酵，最终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庄严的紫禁城。
最先发难的是都察院的一批年轻御史。他们多数出身科举正途，饱读诗书，对张居正的新政本就心存抵触，视商贾为“末业”，对海外奇巧之物更是心存鄙夷。万商会近期的举动，在他们看来，无疑是“舍本逐末”、“蛊惑圣听”、“与民争利”的典型。
腊月初八，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周继昌，这位以刚直敢言、恪守理学闻名的老臣，率先上了一道措辞激烈的奏章。他没有直接攻击张居正或皇帝，而是将矛头直指陆子铭与万商会：
“……臣闻近日京师有商贾陆某者，以奇技淫巧之物，惑乱人心，引车卖浆者流竟相追逐，谓之‘自行车’。更设‘学堂’以牟利，立‘代理’以敛财，一省之利，索银万两，此非与民争利而何？《孟子》见梁惠王，开篇即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今陆某不言仁义，唯鼓噪货殖之利，诱使陛下开放海禁，其心叵测！臣恐长此以往，民风趋于逐利，士子荒于嬉戏，农耕之本动摇，国将不国！……”
这道奏章如同投石问路，立刻引来了众多附和者。弹劾的奏疏雪片般飞向通政司，内容大同小异：指责自行车玩物丧志，批评代理制度是变相卖官鬻爵（将一省销售权视为“官爵”），抨击“海洋开拓基金”是聚敛民间财富为少数商人冒险所用，更将开放特区与历史上的“开边衅”、“招祸患”相类比。
暗地里的流言也悄然传播。有说万商会与宫内太监勾结，分润巨利；有说自行车骑行有伤风化，男女混杂，尽管沈墨璃严格规定了男女分时教学；更有人翻出沈家旧案，含沙射影地暗示陆子铭借此案攀附权贵，图谋甚大。
这些声音汇聚成一股不小的反对声浪，让原本因新政初启而兴奋的朝局，蒙上了一层阴影。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官员开始犹豫，民间一些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士绅也对“自行车狂潮”提出了质疑。
面对汹汹舆论，陆子铭并未惊慌。他深知，这是新旧观念碰撞的必然产物。他一面指示万商会各代理及店铺，务必规范经营，注重质量与售后服务，严禁哄抬价格或欺客行为，用实际表现赢得口碑；一面与沈墨璃、徐光启等人加紧准备，他们要的不仅是在商业上成功，更要在道理上站稳脚跟，赢得这场事关国策走向的论战。
徐光启埋首书海，从浩如烟海的经典中寻找依据。沈墨璃则整理父亲沈敬舟留下的笔记、账册，以及万商会这些年对民生经济的实际影响数据。陆子铭自己，则反复推敲辩论的逻辑与策略，他必须用这个时代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去阐述一个超越时代的理念。
他知道，最终的战场，将在朝堂之上。
腊月二十，常朝。万历皇帝似乎早有准备，在处理完几件紧急政务后，忽然将话题引向了近日的争议。
“近日众卿奏议颇多，皆言及‘利’字。有言开海通商乃谋国之利，有言兴巧器、立代理乃与民争利。”年轻的皇帝声音平和，目光扫过丹墀下的文武百官，“朕读《孟子》，开篇即见梁惠王问利，而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今日，朕也想听听诸卿对此‘利’字，究竟有何高见。周卿，”他点名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周继昌，“你奏章中首引孟子之言，便由你先说罢。”
周继昌精神一振，出列躬身，朗声道：“陛下圣明！《孟子》此章，微臣每每读之，如醍醐灌顶。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大夫问‘何以利吾家’，士庶人问‘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乃指明治国之道，在仁义，不在利害计较。”
他顿了一顿，声音提高，带着慷慨之气：“今观陆子铭所为，处处言利！其自行车，诱人怠惰农事，嬉游街市，此乃导民逐小利而忘本业！其代理之制，划定省域，坐收万金，此非与民争利而何？其鼓噪开海，所言无非商贾往来之巨利，然岂不闻‘片板不许下海’乃祖宗为防海患、固根本之深意？昔日南宋，市舶司岁入颇丰，然重商轻农，终致国弱民贫，亡于蒙元！前车之鉴，不可不察！陛下，治国当以仁义为基，重农桑，敦教化，使民风淳朴，安居乐业。若使举国上下汲汲于货殖之利，则人人皆为盗跖，国何以安？此正孟子所深戒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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