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老爹老家的风，从开春起就带着股不一样的味道。往年这个时候，风里是新翻泥土的腥气，是集镇上油条的香气，偶尔还混着点私塾先生教孩童念书的咿呀声。
可今年，风里裹着的，是贴在城门口、乡公所、甚至各村老槐树上的告示纸墨味，还有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焦灼——像柴火堆里埋着的火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窜起来，烧得人心里发慌。
告示是这里人的老熟人的“常司令”贴的。常老爹枪杆子硬，说话就横，在这片土地上强横了好几年了。这次借着剿匪的契机，就抛出了个石破天惊的章程：重新丈量全县土地，按人头重新分配。
“本县要重新丈量土地；地主可以保留三甲水田，六甲旱田，余田归公重新分配，凡本县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人重新授田。旧日田契，一律作废。”
告示上的字是楷体，写得还算周正，但那几行字落在县里的财主和公职人员眼里，比烧红的烙铁烫人。
刘家借着常老爹的势力已经是县里的头一号财主。刘家的庄园在县城西郊，青砖黛瓦，院墙比县衙还高，里面光佃户就住了半条街。
刘鹤年今年六十出头，头发胡子都白了，平日里总爱穿件藏青色的绸缎马褂，手里攥着个油光锃亮的核桃，坐在自家书房的太师椅上，听戏，算账，看底下人给他汇报田地里的收成。
告示贴出来那天，刘鹤年正在后院赏他那盆养了二十年的金桂。管家刘忠慌慌张张跑进来，手里捏着张从城门口揭下来的告示，声音都打颤：“老爷，您看这个姑爷他要分地！”
刘鹤年慢悠悠转过身，接过告示，眯着眼睛看了半天。阳光透过桂花树的叶子，在他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看不清表情。直到把最后一个字看完，他才把告示往石桌上一扔，那盆金桂的叶子被震得簌簌落了几片。
“胡闹。”他吐出两个字，声音不高，却带着股冰碴子味，“他这个暴发户。这县里的地，从我爷爷手里传到我爸爸手里，我爸爸传到我这儿的，快一百年了。他说分就分？”
刘忠急得直搓手：“可他是司令啊，手里有兵有枪。”
“兵也得吃饭。也得拿饷”刘鹤年拿起桌上的茶壶，给自己倒了杯茶，茶汤琥珀色，热气氤氲了他的脸，“他常司令刚占了三弟，根基未稳，真要把咱们这些人都逼急了，他这司令坐得稳？”
话虽这么说，刘鹤年当天下午就把县里几个有头有脸的乡绅请到了刘家庄园。这些人里，有开当铺的张老板，有在城里盖了半条街铺子的李掌柜，还有几个祖上出过举人的“书香门第”，手里都握着几百上千亩地。
一屋子人，平日里都是端着架子的主，这天却都没了从容。张老板肥硕的脸上油光锃亮，一个劲地用帕子擦汗：“鹤年兄，这可怎么办？咱们的地可都是祖祖辈辈奋斗来的，怎么可能给让出去。”
李掌柜也急忙点头附和。
刘鹤年坐在主位上，敲了敲桌子：“慌什么？他常司令要的是军饷，是民心。咱们这些人，不正是‘民心’吗？咱们能给他军饷，能帮他稳住这地界的盘子。他要是真把刀架到咱们脖子上，这里就得乱，他的军饷从哪儿来？”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第一，咱们得抱团。他要分地，总得有人给他干活吧？丈量土地，登记人口，哪一样离得开人？县里的那些小吏，哪个没受过咱们的好处？只要他们拖着，这事儿就成不了快刀斩乱麻。”
“第二，得让他知道厉害。”刘鹤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我听说常司令的参谋长是个读书人，叫王敬之，以前在省里做过幕僚。这种人，好面子，也懂‘规矩’。晚上，你们各家挑点像样的东西，我亲自去拜访一下王参谋长。”
“第三，”刘鹤年的声音沉了下来，“常言道一个女婿半个儿，我就不信他会和我这个远丈人为难。”
一屋子人七嘴八舌，刚才的慌乱渐渐被一种心照不宣的算计取代。刘鹤年看着他们，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
这些人，平日里争利的时候恨不得咬对方一口，如今要保自己的家业，倒也能暂时拧成一股绳。
而此时的县衙里，县长张瑞年正对着那份告示唉声叹气。
张瑞年是前清的秀才，后来在县里做过科员，常司令发迹之后，他因为识文断字，又懂得左右逢源，被推荐上了县长。
他手里的地不多，也就一百来亩，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算不上财主，但好歹也是“公职人员”，而且这县长的位置，离不得乡绅们的支持。
常司令派来的剿匪兼土地丈量队队长赵副官，正坐在他对面，手里把玩着一把勃朗宁手枪，枪身在油灯下闪着冷光。
“张县长，”赵副官的声音带着点南方口音，慢悠悠的，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强硬，“司令的命令，你也看到了。三天后，丈量队就下乡。全县的土地账册，你得给我备齐了。谁敢阻挠，军法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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