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军校生活，对肖正堂而言，是比战场上更为紧张的一场硬仗。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课堂上的战术推演、战例分析、地图作业，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
他深知，自己以往那些“野路子”的打法，需要系统的理论来支撑和升华。
一次课后，他与刘培基、何京闲聊，刘培基提到他香港的表哥，说如今做外贸、跟外国人打交道，不会英语寸步难行，连最新的技术资料都看不懂。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肖正堂敏锐地意识到，英语这把钥匙，或许能打开未来军事领域的一扇新大门。
他做出了一个在同期学员看来颇为“另类”的决定：自学英语。
“培基，帮个忙，想办法给我弄台带录音功能的录音机，还有英语学习的磁带和教材。”肖正堂对刘培基说，眼神坚定。
战场上几乎戒掉的烟瘾，在巨大的学习压力下，又被何京和刘培基这两个老烟枪给“熏陶”了回来，常常是三人凑在一起，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讨论问题。
军校里没有专门的英语教员，肖正堂就全靠自己。
他把大多数休息时间都投入了进去。清晨，操场上还空无一人时，他已经对着磁带，磕磕绊绊地念着“A、B、C”；深夜，自习室熄灯后，他还在走廊灯下啃着教材，用铅笔在纸上笨拙地书写。
一有难得的请假外出机会，他最大的目的地不是逛南京城，而是揣着干粮跑到南京大学，厚着脸皮向外语系的师生请教发音和语法。
起初，人家看他一个穿军装的大老粗来学英语，都有些诧异，但被他那股子诚恳和钻劲打动，也愿意指点一二。
半年下来，连刘培基都惊讶地发现，肖正堂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一次三人去秦淮河边散步，遇到几个迷路的外国游客，肖正堂竟然能上前用英语流利地指路，甚至还简单介绍了附近的景点，把外国友人高兴得直竖大拇指，最后还塞给了他几美元小费（肖正堂回来后立刻上交了）。
“老肖，你可以啊！这伦敦腔，快赶上我表哥了！”刘培基惊叹道。
肖正堂憨厚一笑：“还差得远，就是胆子大，敢说。”
他看着身边两位生死与共的战友，认真地说：“培基，何京，你俩也别闲着，一起学。以后肯定有用。三人一起练，总比我一个人对墙念叨强。”
刘培基和何京对视一眼，几乎没犹豫就答应了。
自从经历了肖正堂用“麻药”二次立下奇功，他们对这位搭档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已是近乎盲目的信任。
用刘培基私下跟何京的玩笑话说：“现在老肖就是让我们把那啥当巧克力吃，咱俩估计都得琢磨一下是黑巧还是白巧。”
于是，在后半段的军校生活中，“麻醉三人组”变成了“英语学习小组”，常常能看到三个校级军官苗子，操着生硬的英语在角落里对话，引得其他学员侧目，但他们乐在其中。
肖正堂在培训班里知名度很高，毕竟“一锅端掉敌师部”的事迹太过传奇。
不过，很多人私下议论，觉得他们三人运气成分太大。
只有何京和刘培基清楚，那看似冒险的行动背后，是肖正堂对敌情冷静到极致的分析、对时机的精准把握和敢于承担巨大责任的魄力。
“那不是运气，是脑子里有货。”何京曾由衷地对刘培基感叹。
当肖正堂的妻子文云淑在老家为新房落成和儿子周岁忙碌时，肖正堂三人也迎来了下部队实习的阶段。
他们被分到不同的精锐部队，体验不同的作战风格和管理模式。
这三个月的见习，让他们对现代军队建设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
再次回到军校，便是紧张的结业考核。
军事理论笔试、特定作业面试、以及严格的体能战术测验。
肖正堂、刘培基、何京三人全力以赴。肖正堂在面试环节，对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侦察破袭战斗的构想，思路清晰，手段新颖，尤其提到了利用技术侦查和外语能力进行战场感知的重要性，让考官们印象深刻。
一周后，成绩公布。军校教研室和总部机关的组织部门审阅着本届862名学员的结业评定。
在肖正堂的名字后面，成绩评定不是常见的“优”或“A+”，而是一个罕见的“S”（Superior，卓越），评语写道：“该学员对战场环境具有天生的敏锐洞察力，战术思想活跃且务实，各项考核均表现优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通过自学掌握的英语已达到熟练沟通和书面应用水平，展现出极强的前瞻性和学习能力。”
何京和刘培基的成绩也是“优”，批注中同样肯定了他们的英语口语能力。
结业典礼庄严肃穆。命令宣布：肖正堂，原临时享受营级待遇，现正式铨叙为正营职军官，分配回原军区，具体职务待定（实际上，内部已明确，将由他牵头组建军区直属侦察营，即陆军特种部队的实验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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