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昆明的雨，总是来得突然。
退役那天，雨像一层薄纱，笼在营区的白杨树上。萧牧站在队部的台阶下，手里捏着那枚被汗水浸得发亮的“优秀士兵”勋章。他没有看台上的讲话，也没有看身边正在互相拥抱的战友。他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操场一角。
黑子正坐在那儿，像往常一样，背脊笔直，尾巴平放。只是这一次，它的胸前没有了那只沉甸甸的战术背心，脖子上也没有了牵引绳。它只是坐着，安静地看着他。
十年，他们从怒江峡谷到瑞丽江岸，从热带丛林到雪域高原，几乎把西南的每一寸边防线都用脚印丈量过。萧牧记得，每一次行动，黑子总是走在最前面。它的鼻子像一台精密的仪器，能从混杂着腐叶、泥土和兽粪的气味中，准确地分辨出炸药的硝味和人的汗味。它的牙齿像一把锁，一旦咬住目标，就绝不松口。
“萧牧！”队长的声音把他从回忆里拉出来，“到你了。”
他走上台，敬礼，接过那本红色的退役证。薄薄的一本，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胸口。走下台时，他没有回宿舍，而是径直走向黑子。
黑子看到他，眼睛亮了一下，站起来，慢慢地摇了摇尾巴。它没有像往常一样扑上来，只是伸出舌头，轻轻舔了舔萧牧的手背。
“走吧，老伙计。”萧牧蹲下身，把脸贴在黑子的额头上，声音低得只有他们两个能听见，“我们回家。”
（二）
“家”，是昆明城郊一间不到四十平米的出租屋。屋子很小，却被萧牧收拾得干干净净。墙角垫着一块旧军毯，是黑子的床。窗台上摆着几盆从山里挖回来的兰花，叶片细长，在雨后的阳光里泛着油亮的光。
退役后的日子，安静得有些不真实。没有了紧急集合的号声，没有了战术电台里断断续续的呼号，也没有了在丛林里穿行时枝叶划过脸庞的刺痛。萧牧常常在夜里醒来，习惯性地伸手去摸床头的对讲机，却只摸到一片冰凉的空气。
他试过找工作。保安、司机、仓库管理员……他都去面试过。可每一次，当面试官问他“你会什么”时，他想了想，只能回答：“我会在山里走路，会在黑夜里看星星辨别方向，会用一把刀解决问题。”面试官们总是笑笑，然后客气地让他等通知。
日子一天天过去，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少。萧牧开始有些焦虑。他不怕苦，不怕累，他怕的是，自己这一身本事，在和平的城市里，竟然找不到用武之地。
直到有一天，他在废品站淘到了一台老旧的单反相机。
那是一台尼康D700，全画幅，机身有明显的磕碰痕迹，快门次数已经十几万。老板说，这是一个记者抵押的，后来没来赎。萧牧看着那台相机，忽然想起了在丛林里，他用望远镜观察目标时的感觉——那种专注，那种把整个世界都排除在外的感觉。
他花了八百块钱，把相机买了下来。
（三）
第一次带着相机进山，是在一个周末。他没有目的地，只是沿着滇池边的一条小路，漫无目的地走着。雨后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的芬芳，远处的西山像一头静卧的牛。
他把相机挂在脖子上，黑子跟在他身边。走到一处山坡时，萧牧停了下来。他看见一只蝴蝶，翅膀是透明的，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蓝光。它停在一朵紫色的小花上，翅膀微微颤动。
萧牧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蝴蝶翅膀上的纹路像一张地图，花心的露珠像一颗微小的太阳。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时间被定格。
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
他要用这台相机，去记录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去记录山的呼吸，风的形状，水的脉搏，以及那些在荒野中顽强生存的生命。
从那以后，萧牧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黑子进山。昆明周边的山，他几乎都走遍了。轿子山、东川红土地、宜良九乡、禄劝轿子山……每到一处，他都像执行任务一样，提前规划路线，检查装备，然后带着黑子，一头扎进那片绿色的世界。
他的摄影技术在一次次的实践中飞速提高。他学会了用慢门记录流水的丝绸质感，学会了用高感捕捉星空的浩瀚，也学会了在恶劣的天气里保护好自己的相机。
（四）
真正让他“火”起来的，是一组关于哀牢山的照片。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他带着黑子，沿着一条几乎被废弃的伐木道，进入了哀牢山深处。山里起了大雾，能见度不足五米。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息，仿佛每一棵树后面都藏着一个古老的秘密。
他们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甸。就在这时，雾突然散了。夕阳像一个巨大的橙色圆盘，悬挂在西边的山梁上。金色的阳光洒在草甸上，远处的云海翻涌着，像一片金色的海洋。
萧牧屏住呼吸，举起相机，连续按下快门。他知道，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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