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坊真正走上正轨。赵卫国把一摊子事往张小梅手里一交，自己揣上本子和笔，天天往山上跑——承包山那边要规划春种，参圃要查看越冬情况，林蛙池子得清淤，事儿多着呢。
张小梅起初有点慌。二十号工人，三班倒，机器不能停，原料要供应，成品要入库，账目要清楚……这些事儿堆在脑子里，搅成一团浆糊。
头一天独立管事，就出了岔子。包装组的赵大喇叭和刘彩凤吵起来了，动静大得连振动筛的“嗡嗡”声都盖不住。
“你凭啥说俺装的袋分量不够？”刘彩凤眼圈都红了。
赵大喇叭嗓门更大：“俺亲眼看见的！你那铲子就没刮平，一袋少说少装三钱！”
“你血口喷人！”
“俺就看见了！”
其他工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热闹。张小梅从账本里抬起头，放下笔，走过去。
“吵啥？”她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子严肃。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把事儿说了。原来赵大喇叭今天被分到和刘彩凤一组，一个装袋一个封口。赵大喇叭说刘彩凤装袋偷工减料，刘彩凤说赵大喇叭故意找茬。
张小梅没急着下结论。她走到工作台前，拿起刘彩凤刚装好还没封口的两袋榛子，又拿了两袋赵大喇叭装的，走到秤前——那是台老式杆秤，专门用来抽检分量的。
四袋都过秤。刘彩凤的两袋，一袋二两四钱，一袋二两五钱；赵大喇叭的两袋，都是二两五钱整。
标准是半斤装，也就是二两五钱。
“彩凤，你看。”张小梅把秤杆亮给她看。
刘彩凤脸“唰”地白了，嘴唇哆嗦着：“俺……俺不是故意的，就是手抖……”
“手抖不是理由。”张小梅语气平静，“一袋少一钱，一百袋就少一斤。咱加工坊靠的就是分量足、品质好。今天抽检发现了，是运气；要是卖出去让顾客发现了，砸的是咱全屯的牌子。”
她又转向赵大喇叭：“大喇叭，你发现问题，该先跟组长说，或者直接跟俺说。在工位上吵吵，耽误的是大伙儿的工夫。”
赵大喇叭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今天这事，彩凤扣半天工钱，下不为例。”张小梅宣布，“大喇叭发现问题有功，奖五毛钱。但方式不对，下回注意。”
处理得干脆利落，两人都没话说了。围观的人也服气——该罚的罚，该奖的奖，还讲道理。
张小梅转身对大伙儿说：“从今天起，每天随机抽检二十袋。分量不足的，查到一次扣半天工钱；三次以上的，卷铺盖走人。这不是针对谁，是为了咱加工坊的招牌。”
工人们面面相觑，都低头干活去了。再没人敢糊弄。
这事儿传出去，屯里人都说：赵家媳妇看着文文静静，管起事来可真不含糊。
张小梅自己知道，光靠罚不行，得把规矩立明白。她熬了两个晚上，用赵卫国从县里带回来的横格本，写了一份《加工坊管理规定》。从上下班时间、岗位职责，到质量要求、奖惩办法，一条条写得清清楚楚。
不会写的字就问赵卫国，或者画个符号代替。最后写满了八页纸，让识字的工人念给大家听，又贴了一份在墙上。
有了规矩，事儿就好办多了。工人知道该干啥，不该干啥；出了事，按规矩办，谁也没话说。
但管理不只是管人，还得管物。加工坊现在每天进出原料几百斤，成品几百袋，账目容易乱。张小梅想了个法子：每个环节都设个记录本。
原料入库，保管员记一笔：某月某日，收榛子多少斤，松子多少斤，送料人签字。
过筛后，筛料组记一笔：某月某日，筛出榛子一等品多少斤，二等品多少斤，筛料人签字。
烘干后，烘干组记一笔：进烘干箱多少斤，出烘干箱多少斤，烘干人签字。
包装后，包装组记一笔：包装多少袋，规格如何，包装人签字。
成品出库，张小梅亲自记一笔：出库多少袋，经手人签字，销往何处。
五个本子，环环相扣。哪天哪批货出了质量问题，一查就知道是哪个环节的责任。工人们起初嫌麻烦，慢慢就习惯了——有记录在，谁也赖不掉，反倒省了扯皮的工夫。
张小梅每天收工后，要把五个本子的数据汇总到总账上。数字要对得上，对不上就得查，直到查清楚为止。常常忙到深夜，煤油灯熏得眼睛发酸。
赵卫国看了心疼：“要不雇个会计？”
张小梅摇头：“现在摊子还不大，俺能行。等以后真忙不过来再说。”
她不仅管账管人，还琢磨着怎么提高效率。包装组十个人，起初是各自为战，后来她发现，两人一组配合更快——一个专管装袋，一个专管封口，熟练了就像流水线。
她又调整了工作时间。包装组和筛料组白天干，烘干组三班倒，这样机器利用率最高，还不耽误第二天的包装。
这些改进，都是她一点一点观察、琢磨出来的。没人教，全靠自己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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