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蛇皮袋
一、敲门声
周六清晨七点，门铃响了。
透过猫眼，我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站在门外，脚下放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是公公。
我赶紧拉开门，一股淡淡的汗水和尘土味扑面而来。公公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脚上的解放鞋边缘已经开裂，沾满了干涸的泥点。他满头白发像秋日的芦苇，深刻如沟壑的皱纹里，嵌着洗不掉的岁月风霜。
“爸，您怎么来了？快进来！”我侧身让开。
公公局促地在门垫上反复蹭着鞋底，仿佛要把一辈子的辛劳都蹭掉，才敢踏进光洁的瓷砖地面。他弯下腰，想去提那个蛇皮袋，我抢先一步拎了起来。
袋子比想象中沉得多，里面除了卷起的被褥，还硬邦邦地塞着几件厚外套，以及一个看不清颜色的水壶。所有家当，都在这里了。
“我……我路过，歇个脚。”公公搓着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声音沙哑，“跟老王约好了，去邻市工地上看看，他们招杂工。”
我的心猛地一沉。公公今年六十三了。邻市的建筑工地？那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活，日晒雨淋，住在简陋的工棚。
我扶他在沙发上坐下，去厨房给他倒水。握着温热的玻璃杯，他的手指关节粗大变形，指甲缝里是顽固的、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留下的黑泥。我注意到他喝水时，喉结剧烈地滑动，像是沙漠里渴极了的人。
“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下碗面。”
在厨房，我打了两个鸡蛋，水汽氤氲中，我的眼睛也模糊了。脑海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数字：我爸，退休教师，每月养老金6500元；我公公，老农民，每月养老金120元。120元，在这个城市，甚至不够一顿像样的聚餐。
我把热气腾腾的面端到他面前，卧了两个饱满的荷包蛋。他吃得很慢，很珍惜，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家里玉米收完了，闲着也是闲着。”他放下碗，像是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出来挣点，给娃攒点学费，也能……稍微帮衬你们一点。”
我喉咙哽住，说不出话。我们需要他帮衬吗？我和他儿子，我的丈夫志强，在城市里勉强立住了脚，志强开货车，收入不算稳定但能糊口，我有一份文员工作。我们有一套不大但温暖的房子，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儿子。我们算不上富裕，但绝不需要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用血肉之躯去建筑工地“帮衬”。
可我知道公公的脾气，一辈子要强，守着那几亩地，把独子志强供出来，已耗尽他全部力气。他不想成为“负担”，哪怕一丝一毫。
二、两个父亲的对话
我爸从卧室出来了，他刚晨练回来，穿着一身舒适的棉麻家居服。看到公公，他愣了一下，随即热情地迎上来。
“老哥，来了！怎么不提前说声？”
两个老人坐在沙发上。我爸红光满面，退休生活是下棋、遛鸟、练太极拳；我公公满脸风霜，生活的主题永远是劳作、奔波、省吃俭用。
“做工辛苦，得多注意身体，年纪不饶人。”我爸关切地说。
“惯了，惯了，庄稼人，不怕出力。”公公笑着，那笑容里带着惯性的谦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
聊了一会儿，我爸从裤兜里掏出皮夹，抽出五张百元钞票，塞到公公手里：“拿着，路上买点吃的，别亏待自己。”
公公像被烫到一样，猛地缩手，连声推拒：“使不得，使不得！建国兄弟，你这……”
“拿着！”我爸语气坚决，带着知识分子的不容置疑，“给孩子买糖吃也是好的。”
推搡了几个回合，公公最终收下了。他低下头，用那双粗粝的手小心地把钱折好，放进内衣口袋，喃喃道：“谢谢，谢谢建国兄弟……”我瞥见他浑浊的眼角，有些湿润。
中午我做了几个菜，饭桌上，我爸和公公聊着天气、收成、孩子的学习。气氛看似融洽，却总有一种无形的隔膜。那是两种完全不同人生轨迹的隔膜，是城乡二元结构刻在骨子里的差异。
饭后，公公执意要走，说要赶下午去邻市的班车。我把早上买的面包、牛奶，还有几个苹果装了一大袋，又悄悄回房，从抽屉里拿出两百块钱，趁他不注意，塞进他外套的内侧口袋。
送他下楼，他背上那个沉甸甸的蛇皮袋，脚步有些蹒跚。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他微驼的背影在正午的阳光下，一步步挪向公交站。他走几步，就回头朝我挥挥手，示意我回去。
我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角，才转身上楼。心里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喘不过气。
我爸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重重叹了口气：“唉，都是老人，这境遇……农民，是真不容易啊。”
我沉默着，开始收拾碗筷。那120元和6500元，像两个冰冷的符号，在我脑海里反复碰撞。
三、工地上的身影
几天后，我请了半天假，按照公公之前模糊提到的地址，找到了那个位于邻市郊区的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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