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胜利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回荡，带着一种理论上的彻底性和逻辑上的强大力量：
“如果我们不加辨析，盲目跟风，结果会是什么？
那就是对那些贪污受贿数千万、纵容黑恶势力残害数百条人命、企图制造矿难掩盖罪行的巨蠹，
对那些杀人强奸、无恶不作、血债累累的匪首，还要讲‘废除死刑’？
还要讲‘极端的人道’？
那么，我们对那些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含冤而死的普通百姓，又该讲什么？
对他们的人道，又在哪里？！”
祁胜利的目光如同两道冰冷的电光，直视顾老开始有些闪烁的眼睛：
“法律的权威，在于公平，在于正义，在于惩恶扬善。
对罪大恶极者的宽容，就是对无辜受害者的残忍，就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就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背叛！
我们社会主义大夏的法治，旗帜必须鲜明：
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对于极少数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依法判处死刑，正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等最基本人权，这才是最大、最实质的人道主义！”
一番话语，如同连珠炮般，层层递进，逻辑严密，根基扎实。
没有疾言厉色，却蕴含着雷霆万钧之力；
引经据典，全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大夏现实国情，将顾老那套看似“先进”“文明”的说辞批驳得体无完肤。
顾老的脸色由最初的从容，渐渐变得僵硬，进而泛起不自然的红晕。
他几次想开口打断或者反驳，却发现自己在对方严密的理论和事实面前，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支点。他赖以立论的西方“普世价值”和“文明潮流”，在祁胜利犀利的阶级分析面前，如同阳光下的冰雪，迅速消融瓦解。
他感到一种理论上的窘迫和底气不足，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之前那种看似轻松的氛围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压力。
顾老不愧是官场老手，很快平复了心情，脸上重新堆起笑容：
胜利啊，你的话虽然很正确，但已经过时了。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解放思想，就是要黑猫白猫，抓得着老鼠就是好猫，不能条条框框束缚手脚。
虽然你的人民立场很好，但你要考虑到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
我们要响应号召先富起来，为广大人民群众做个榜样，才能带动大家一起致富，实现共同富裕嘛。
祁胜利对这套说法更加嗤之以鼻，他目光如炬，声音铿锵有力：
顾老，您这是在混淆视听！
您说的黑猫白猫论，原本是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但您把它曲解成了唯生产力论先富带动后富变成了先富者永远先富的借口！
他继续驳斥道：这种论调的结果必然是以社会公平被践踏、贫富差距拉大为代价。
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跃升，但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
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种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持续扩大！
祁胜利的声音愈发激昂：
更可怕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正在造就一批脱离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精英阶层。
他们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却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忘记了共同富裕的初心。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我们就会重蹈南明覆辙——内部四分五裂，各怀鬼胎，最终被外部势力各个击破！
他最后总结道：
南明政权坐拥半壁江山，却因为内部倾轧、派系斗争、利益集团各自为政而迅速覆灭。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一个政权如果背离了人民立场，如果让少数人垄断了发展成果，如果失去了共同富裕的追求，
那么再强大的经济基础也会土崩瓦解。
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危险倾向，绝不能重蹈南明旧事！
顾老此次前来，根本目的并非真的讨论什么法治理论，而是受试图为已在汉东被祁同伟钉死在死刑柱上的蒋正明、李四海等一大帮人争取一线生机。
他原本打算先用西方“废除死刑”的“先进理念”铺垫，占据道德和理论的制高点，再顺势提出对汉东具体案件的“关切”，
希望祁胜利能看在同僚份上，或者说在某种利益交换上，高抬贵手。
只要祁胜利这个政阁常委、名副其实的政法王点头，下面的事情就好操作得多。
可他万万没想到，祁胜利对西方那套“人道”“废死”的说辞如此反感，批判得如此彻底，如此旗帜鲜明。
此刻若再直接抛出为蒋正明等人求情的具体请托，无异于自取其辱，甚至可能被祁胜利抓住把柄，引火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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