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农业厅的正式表彰文件和一笔专项推广资金下达地区，标志着伊拉主导的生态农业试点从地区探索正式升级为省级重点关注项目。荣誉和资源如同助燃剂，让“星火”拥有了“燎原”的势头，但也带来了伊拉未曾预料到的烦恼。
首先涌来的是各公社、大队的参观学习请求。信件、电话，甚至直接上门的人员络绎不绝，农技推广站的门槛几乎被踏破。他们带着满腔热情和迫切改变现状的期望而来，都想从伊拉这里拿到现成的“致富经”和“金点子”。
伊拉和刚刚初具雏形的技术服务队（现在增加了两名从其他公社选调来的知青）应接不暇。王学庆负责接待和初步讲解，常常说得口干舌燥。然而，伊拉很快发现，很多来访者只看到了试点成功的表象，对于背后复杂的技术细节、管理创新和长期的投入缺乏心理准备。
“伊拉专家，你就告诉我们，哪个项目来钱最快？我们回去就照样子搞！”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公社干部直截了当地问。
“伊拉同志，你们那种沼气池，能不能派个人去我们那儿，帮我们一口气建一百个？钱我们想办法！”另一个大队书记拍着胸脯保证。
这种急于求成、试图简单复制的心态，让伊拉深感忧虑。她知道，农业没有捷径，生态农业更是如此。它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乃至思维观念的深刻变革，需要耐心、细心和因地制宜的智慧。
面对纷至沓来的学习请求和上级的推广压力，伊拉更加坚定了自己“分层分类，逐步推进”的策略。她向张专员做了详细汇报，获得了支持。
她将前来学习的单位分为三类：
第一类，重点培育对象。选择三到五个与现有试点条件相似、领导班子得力、群众基础好的公社，作为第二批重点推广单位。由伊拉亲自带队，技术服务队核心成员入驻，进行“手把手”的全程指导，目标是打造出第二批过硬的成功样板。
第二类，一般学习单位。组织这些公社的干部和技术员，参加由技术服务队举办的短期培训班，集中学习五大模式的核心理念和技术要点，并安排到试点公社进行实地观摩。伊拉强调，他们回去后不能照搬，必须结合本社实际，先进行小范围试验。
第三类，意向咨询单位。对于条件尚不成熟或距离较远的公社，主要提供资料咨询和书信指导，鼓励他们先从某一项技术（如沼气、或编织）入手，积累经验。
同时，伊拉加快了《生态农业实用技术手册》的编写进度。她力求语言通俗，配有大量手绘插图，将复杂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分解成一步步的可操作流程。王学庆在整理东风公社沼气资料方面展现了出色的能力，成为了伊拉得力的助手。
就在伊拉忙于应对全局推广事务时，青松岭公社刘书记再次写来求助信。第一批木耳即将采收，预计产值可观，但公社内部关于收益分配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
参与种植的生产队要求按管理菌床的数量和产出情况直接分配大部分收益；而没有直接参与、但为项目提供了土地、劳力的其他生产队则认为，这是集体项目，收益应该归全体社员共享，按工分进行二次分配。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甚至影响了即将到来的采收工作。
“伊拉同志，眼看就要见到效益了，可不能因为分钱的事闹得鸡飞狗跳啊！你快给拿个主意！”刘书记的信里充满了焦虑。
这个问题触及了农村改革中最敏感的利益神经。伊拉深知，处理不好，不仅青松岭的木耳产业可能夭折，更会对正在铺开的推广工作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
她立刻给刘书记回了一封长信，并让王学庆随信带去了一份她草拟的《青松岭公社木耳产业收益分配指导方案（建议稿）》。
在方案中，她提出了一个“基础工分+产量提成+集体积累”的复合分配模式：
○基础工分：所有参与菌床日常管理（如翻堆、喷水、控温）的社员，按出工天数获得基础工分，保障基本劳动报酬。
○产量提成：将木耳产量与直接管理者的收益挂钩，超出基础产量的部分，按一定比例给予管理小组额外提成，激励精细管理。
○集体积累：从总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如20%），作为公社集体积累资金，用于菌种更新、技术培训、公共设施维护以及支持公社内其他公益事业，兼顾公平与长远发展。
同时，她强调分配方案必须经过社员代表大会的充分讨论和民主表决，过程要完全公开透明。
王学庆带着方案赶到青松岭，协助刘书记召开社员大会。经过激烈的讨论和伊拉方案的解释，大多数社员认为这个方案既体现了多劳多得，又照顾了集体利益，最终表决通过。
一场可能引爆的内部分歧，在制度的框架下得以化解。青松岭的木耳得以顺利采收，并且因为管理精细，品质超出了收购方的预期，卖出了更好的价钱。这件事也让伊拉和王学庆深刻认识到，技术推广必须与制度创新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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